痛苦掙扎的人啊，請全身心投入到旅行中

山西晉城，一處未竣工的古建工地（文中圖片均爲朱英豪拍攝）

剛過完一個小假期，又將迎來一個長假，“去旅行”應該是許多讀者計劃着或正體驗的事情。今天的我們，旅行要打卡，要出片，用 Citywalk 或自然景觀來瓦解日復一日生活的沉悶。不知道你有沒有試想過，150 年前交通還不便，沒有 GPS 沒有翻譯軟件，也沒有开發過的旅遊景點，在那時的中國旅行是種什么體驗？

150 年前，有位叫李希霍芬的德國地理學家（他正是“絲綢之路”的提出者）用時四年穿越“漢地十八省”，走入那個對西方世界而言還神祕未知的晚清帝國。長途旅行在當時是重要的認知媒介，雖然李希霍芬旅行的動因與彼時的殖民主義不無關聯，但他的科學考察和沿途的日常觀察，爲在前現代長夜裏徘徊不前的帝國留下了一張非常清晰且珍貴的全息肖像。

150 年後，攝影師、旅行專欄作者朱英豪在閱讀《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後，對他的寫作和曾走過的路產生了濃厚興趣，決定以這本日記爲旅行指南，重走“李希霍芬之路”，用當下的攝影“注解”李氏日記。他希望穿越中國鄉土變遷的歷史巖層，看到現代性的經脈如何在這片土地上匍匐生長。部分創作已結集出版爲的別冊——《一次橫穿 1868 年巖層的成像》，今天單讀分享其中的序言。

也許這本別冊也可以成爲你的旅行指南，它記錄了你我都不一定知曉的中國的許許多多地方，它們不常被當作旅行目的地，但那裏的歷史的痕跡、獨特的地貌和生動的生活都可能觸發我們嶄新的思考。或者也不必說得那么嚴肅，因爲只要开始旅行，就有新生活的生機，就如李希霍芬所言：“你們看，我又全身心投入到旅行當中了。這樣最好，所有之前的痛苦掙扎都已經過去了！”

《一次橫穿1868 年巖層的成像》（節選）

撰文：朱英豪

一

像別的地方的人一樣，這裏人的性格比較平和。所以面對如此之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們也沒覺得害怕。甚至還有幾個候考人來客店看望我，他們對歐洲人一點兒都不敵視。但是對於地理學和一些常識問題表現得很愚昧，對歐洲和異族一無所知。貝克豪斯（Berghaus）的世界地圖在他們眼中和中國的地圖沒什么兩樣。[1]

1869 年 6 月 21 日，沈陽鄉試，考生兩千余人。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日記裏寫下了在客店邂逅幾個來看望他的考生的情景。他無法想象兩千個人在一起考試的樣子，更驚訝於這些中國秀才們面對貝格豪斯世界地圖時毫無興趣的反應。

什么是貝格豪斯地圖？第一次看到這幾個字，我，一個生活在一百五十年後的“秀才”，居然也愚昧得一頭霧水。

查閱資料後得知，海因裏希·貝格豪斯（Heinrich Berghaus）是一位著作頗豐的德國（普魯士）地理學家和制圖師，著名探險家、博物學家、自然學者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朋友和工作夥伴。1833—1837 年間，由貝格豪斯繪制的亞洲地圖集（書版）出版了，隨後，1843 年前後开始，出版了更大尺寸的涵蓋中日韓幾國的東亞地圖，還有多張單幅亞洲地圖。彼時正值第一次鴉片战爭之後，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增長，引發了全球對這個龐大帝國的興趣。而貝格豪斯這版大尺寸地圖爲此提供了大量的地理細節（比如標紅了香港和其他五個新开放口岸），強調了清朝中國的廣闊及其作爲商品和資源來源的潛力。

貝格豪斯地圖，牽扯出發生在 18 世紀的一段中西地理交往史。這系列地圖參考的主要資料之一，是爲法國皇家工作的制圖師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的 1737 年版中國地圖集。唐維爾地圖與中國頗有淵源，系在 18 世紀早期路易十四欽定六人傳教士使團協力清朝康熙帝進行土地測量並繪制的《皇輿全覽圖》基礎上重新創作而成。《全覽圖》的繪圖法放棄了中國傳統的計裏畫方，採用西式三角測量和經緯度天文觀測，足夠精確，是中國古代輿圖測繪的最高峰（地質學家翁文灝語），也是 17、18 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典範。唐維爾地圖成爲歐洲人理解中國地理的標准資料，並一直沿用至民國初年。我相信，李希霍芬應該知道貝格豪斯地圖的來歷，並在這篇日記裏寫有所指。據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記載，李氏去中國時一共帶去了 42 張貝格豪斯地圖。

貝格豪斯東亞地圖（1843 年）

康熙年間中國學者和“國王數學家”們[2]耗費十年辛勞合力繪制的《皇輿全覽圖》，完成之後只是被藏於內府，並沒有大範圍在民間推廣。非但如此，“清初測量所用方法、所得結果，中國方面向未見有具體記載”，“既不知何地之確經測量與否，又不知測量之用何方法”，以至於“《大清一統輿圖》等類，雖地名、道路間有增益與訂正，而精確程度則謬訛相傳，每下愈況”[3]。翁文灝先生在 20 世紀 30 年代所做的這些考證，都和李氏在日記中對中國地圖的抱怨遙相呼應。

《皇輿全覽圖》及相關測繪成果，承傳教士帶出境外，爲歐洲知識界所共享，經過多次討論、修正及多版本匯編，被納入殖民時代西方世界地理大發現的知識體系。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Halde）編著的、轟動歐洲的漢學奠基之作《中華帝國全志》[4]刊有四十多幅唐維爾插圖，第四卷所載“康熙時制圖用的部分經緯度表，除西藏外就有 631 處”[5]。

有意思的是，這邊廂制作《皇輿全覽圖》的銅版一直沉睡在倉庫裏，直到 1921 年才被重新發現，其地點就在距離李希霍芬和考生觀摩地圖不遠的地方——沈陽市內的故宮（這 41 塊銅版在 80 年代文物普查時，已下落不明[6]）。

李希霍芬中國旅行路线圖

二

李希霍芬在 1868 年 8 月從加利福尼亞假道日本來到中國，开始他爲期四年、覆蓋大清漢地十八省大部分地區（以及關外遼東）的長途旅行。

1868 年的世界，是個什么樣的世界？且允許我試着描述一下。

那一年的 3 月 29 日，《紐約時報》以“美國在中國之影響”爲題，借《瀛寰志略》作者、時任總理衙門行走徐繼畬接受美國公使館代表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總統贈送其華盛頓畫像一事，向西方讀者介紹這位被他們稱爲“敢於重蹈伽利略覆轍的正直的（中國）地理學家”。[7]

徐繼畲墓

那一年，四個月後的 7 月 28 日，華盛頓市，有“洋欽差”之稱的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協助清廷籤署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當時跟隨他訪美的還有三十多個中國官員、同文館譯員—他們組成了中國首個正式出訪海外（歐美五國）的外交使團，船上掛着第一面“國旗”，並促成了之後留美幼童、華工赴美等一攬子合作事宜。

那一年，科舉制度受到重創，上海無人爲唯一候補生員[8]的學銜展开競爭。與此同時，譯介新學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开館。剛剛協助完成“黃鵠號”蒸汽機船的無錫青年華蘅芳加盟翻譯館，除了與傅蘭雅（John Fryer）合譯上百卷數學著作，他還與美國人瑪高溫（D.J.Macgowan）引入國內第一本地學名著《地學淺釋》，並在書裏第一次向國人介紹了兌兒平（即達爾文）及其學說。[9]在歐洲，當科學界還在爲達爾文發表的進化論爭辯不休（李希霍芬家信也有提及），印象派主義的畫家們已經達成共識，把注意力全部傾注於當下生活的世界，並對它做出反應。

也是在 1868 年，一名叫作馬克·吐溫的美國人在完成他的旅行後，正忙於撰寫新書《傻子出國記》。19 世紀，一次長途旅行和一本遊記，是當時知識精英在學術上建功立業的敲門金磚。早於李氏來華前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就有洪堡、達爾文、托克維爾等人寫出了後來引發世人轟動的巨著，這些偉大的著作都是長途旅行、觀察的直接產物。35 歲的李希霍芬，從剛爆發金礦潮的加州脫身而出，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已露敗象的大清帝國。

李希霍芬選擇的旅行時間，是當時中國局勢下的最優時段，被部分史學家稱爲短暫的“同治中興”。雖然自《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籤訂之後，外國人被允許進入中國腹地旅行，但事實上因爲太平天國之戕，外加捻軍回民起義四起，直到 1864 年金陵克復，這項政策才被陸續執行。即便如此，部分城市依然違反條約精神，發起反夷人入城運動。[10]李希霍芬在日記裏寫到不斷遭遇官員的阻攔和盤查，以及行到甘肅遇兵變無法西行，也能佐證。而在此之前，如果不把 17 世紀以來幾個被官方允許進入中國內地旅行的朝覲使團（包括“國王數學家”）算在內，對於外部世界、特別是進入殖民時期的西方國家來說，除去有限的幾個开放口岸，整個中國還依然是一個已知但遠未被認知和測量的神祕世界。

三

長途旅行不但是一種移動的手段，同時也是一種認知的媒介。歌德在看完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後，認爲在馬可·波羅身上找到了一個穿越中國空間的意象，而在整個近代中國文學中都缺乏這種意象。[11]多年之後，李希霍芬在中國的旅行日記裏多次提到這位意大利人，他繼承了這個意象傳統。

只消稍微回顧一下書名，就能感知到這種徒步旅行的考察方式在那個年代的學術中佔據的分量。李氏回國後，結集出版的論著取名爲《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無獨有偶，1845 年恩格斯出版的那本《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其副標題是“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二者都採用了具身性現場觀察和一线採訪的方法。和他嚴謹的中國研究學術著作相比，李希霍芬的中國遊記還多了一份難得的即時性在裏面。有別於當時歐洲其他中國觀察者，李氏發出自己獨特的宣言：讓那些二手的文獻和藝術品一邊去吧，我要通過對自然環境和人們日常生活的直接觀察，來了解中國和中國人！

一個村民正在展示去年正月舞龍用的龍頭。

真正吸引我關注李氏這本遊記的，是其貫穿始終的冷靜思考和理性推斷。作爲一名科學工作者，李希霍芬不迷信權威，你可以在日記裏看到他不斷提及前輩學人的觀點，但同時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證據爲基礎，他敢於挑战前人的觀點，哪怕是面對自己的前輩老師，如現代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卡爾·李特爾（Carl Ritter），他也毫不退縮。李特爾用其著名的環境決定論解釋中國不變的帝制制度，但當李氏行走在華北平原上時，他並沒有輕易地附和老師的看法。

當然，我們也能看到他三番五次地修正自己之前提出的觀點，並沒有爲自己護短。無法得知李氏是否愛他的師，但顯然他愛真理。

李希霍芬關注最新科學發展成果。有關中國的地質研究，美國地質學家拉斐爾·龐培利（Raphael Pumpelly）是比李希霍芬更早來華的權威，在他來華前剛剛發表的著作裏有一份中國礦物和化石發現地點的目錄。李希霍芬一到中國，就對此進行了對應的研究和分析，並做出反駁[12]。

漫遊在中國大地上，李希霍芬和他的同行團隊盡量做到了讓所有可測量之物皆有據可查。無論是山高水深、巖石土壤分布，還是作物種植高度、南北交通貨物流通，他都盡可能一一給出翔實的數據。以我有限的視野所及，李希霍芬是兩千年來最早爲這個陷入靜止的帝國做出客觀描繪的近代科學家。雖然他沒有在科考儀器的箱子裏裝入相機，但他爲在前現代長夜裏徘徊不前的帝國留下了一張非常清晰的全息肖像。

田野中的一匹馬。後面是現代社會的新馬力——連綿起伏的風力發動機。

四

針對科學測量之外的日常觀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風土人情，李希霍芬的文字總能給出富有人性的體味與洞察，而非人雲亦雲。

盡管將寫於不同時代的李希霍芬遊記和利瑪竇中國札記做對比有失公允，但不得不說兩者之間存在微妙的差別——在對待地方文化的態度上。在利瑪竇的文字書寫裏，他大都冠以“中國”來描述他所經歷的事物。李希霍芬則不同，許是受地質地理學的影響，他對待每一個地方的人和事物，都像在處理一塊全新的巖石，會竭力賦予它們天然的地方屬性感。

試舉一個與當下呼應的例子。衆所周知，晚清帝國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排外風波，涉及外國傳教士的各種教案層出不窮，直至義和團運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在這趟歷時四年的中國旅行中，李希霍芬曾經中斷過半年之久，就是爲了在日本躲避天津教案的余波。

雖然一路上被不明真相的大清國人尾隨、扔石頭乃至武力威脅，李希霍芬並沒有把清朝百姓當時對外國人的負面情緒不加區分地標籤化，而試圖去探尋背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情緒。他用冷靜的語言把他們對待外國人的態度做細微的區分。如果排外這件事情可以打分量化，他爲中國的各大城鎮打出了非常不一樣的分數，而且處處都有自己的理由和邏輯。

太原天主教堂和對面的萬達廣場在天際相望。它們恰好是不同年代裏，人們喜歡聚集的場所。

李希霍芬生活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席卷全球的時代，自然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中國考察、尋找礦產的努力，不可避免地爲德國在海外殖民擴張助力。雖然身爲科學家，但他本人也從不諱談爲俾斯麥內閣和未來战事服務的觀點。字裏行間，他的日記也不時流露出一個殖民時代西方人的傲慢。

毋曰一文弱之地質家，而眼光足跡間，實涵有無量剛勁善战之軍隊......今也森林民族，復往來山西間，是皆利忒何芬（即李希霍芬）之化身。[13]

正是那位謙稱“要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的魯迅（以“索子”爲筆名），在看到李希霍芬發表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後對其下了以上評語。當時還有志於投身地質業報國的青年魯迅，感嘆偌大一個中國，“無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圖和地質圖”。而《全覽圖》問世一個半世紀後，殖民者拿着被我們束之高閣的輿圖，开始測繪地質，不禁發出“絕種”的哀嘆。

五

不可否認，直至今日，討論李希霍芬和他的時代，帝國與殖民的視角，依然爲國內媒體和學界賴以沿襲。但在這個項目裏，我想稍稍從這個點上蕩开，把目光投向李氏不經意間留下的帝國巨變前夜的生活畫卷，以及它在當下的意義。

從 2020 年底开始，以李希霍芬中國遊記爲旅行指南，我陸陸續續地开始重走李氏當年走過的路，探訪他去過的礦區村落、商埠大邑，試圖接近他筆下所描繪和測量過的大清帝國。

大陽鎮，廢棄的古代礦渣堆積成山

馬可·波羅從太原到西安的旅程花了 26 天，李希霍芬用了 23 天。這促使當時很多觀察中國的學者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文明的進程是靜止的。但過去一個半世紀的變化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的烙印，堪比過去一千五百年的總和，所謂“百年銳於千載”。山河變幻，世事更替。當我把車开到高速上，從太原到西安只需 6 個小時，這注定是一次挫敗感十足的旅行。

我做了一些嘗試。我試着徒步穿過一些李氏也走過的古代驛道，讓自己慢下來；我從地貌學的角度去尋找日記中描述過的地貌景觀，查看前後的變化；我也調閱了那個年代在中國出版、李氏也在閱讀的報刊（如《教會新報》）；同時期一些中外知識分子的日記也是我感興趣的，我甚至聯系到了李希霍芬當年的比利時翻譯保羅·施普林格特（Paul Splingaerd）的後人。保羅後來在蘭州當上高官，他的中國太太爲他留下了 22 個孩子。

接下來你所看到的，是這次旅行中創作結集的第一部分。我從李希霍芬旅行日記裏挑選出一些觸動我的文字，讓它們去我的照片硬盤裏找尋同伴。有時也會反着來。大部分的對應，都是在同一個地點，至少在附近。

李希霍芬沒有攜帶相機，我想這些照片正好可以彌補這個遺憾。而照片相對於文字，天然又是更加客觀的創作（某種層面上），我希望以此來對應李氏文字裏的科學性。至於照片後面的文字，正好可以從別的層面延伸开來。

在一次浙東旅行結束後，李希霍芬曾寫道：“作爲一個地理學家我自然明白，不能只是和山脈平行而行，還需要橫穿它們才能觀察到其內部巖石的構造。”[14]

當我走在路上，我也有一種和李希霍芬這座山峰並肩而行的感覺。而當我开始把一張張有故事的照片放到他的日記邊上，我領會了那種“橫穿”之感：不但看到了歷史的巖層沉澱，也漸漸明晰當下的來處。

上海外灘

注釋：

[1] [德]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上冊》，[德]E.蒂森選編，李巖、王彥會譯，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 187—188 頁。

[2] 即上文提及的路易十四派遣的六人傳教士使團。

[3] 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地學雜志》第 18 卷第 3 期，1930 年 9 月。

[4] 與唐維爾地圖和《中華帝國全志》的關系類似，貝格豪斯插圖因刊載於洪堡關於科學與自然的著作《宇宙》得以廣泛傳播。

[5] 葛劍雄：《清朝全國的地圖測繪》，網易號“明清史研究輯刊”，2021 年 7 月 9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EF2GR4D05438Q4K.html。

[6]據保利 2011 秋季拍賣會拍賣物品《2386 近代皇輿全覽圖》信息，https://www.polypm.com.cn/assest/detail/0/art5011502386/4/10。

[7] 在 1849 年成書的《瀛寰志略》中，徐繼畬盛贊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豐功偉績及其創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創舉，稱其有三代禪讓之遺風。幾年後，大清寧波府和寧波傳教士把徐對華盛頓的評價作爲按語勒石寄往美國，成爲華盛頓紀念碑中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因此回贈華盛頓肖像，並對徐氏罷官二十年後被朝廷重新任用表示祝賀。

[8] 生員，俗稱秀才，是科舉中通過院試、得到官學入學資格的士人，也是士大夫的最基層。候補生員指等待取得生員資格的人。

[9] 《地學淺釋》作者查爾斯·賴爾（Charles Lyell）和達爾文惺惺相惜，彼此都在著作中表達了對方學術對自己的影響。

[10]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69—470 頁。

[11]Jürgen Osterhammel, “Forschungsreise und Kolonialprogramm : Ferdinandvon Richthofen und die Erschließung Chinas im 19. Jahrhundert,” Archiv fürKulturgeschichte, 1987, 69(1), pp.150-195.

[12] [德］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上冊》，第 102 頁。

[13] 索子：《中國地質略論》（一），《浙江潮》第八期，1903 年 10 月。

[14] [德] 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上冊》，第 2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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