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豬飼養員高薪之謎：單人管理5000頭豬，有人年薪70萬

“我也就四十多萬吧，比他低多了。”唐玉邊用手指着牆上的領導頭像，邊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唐玉是國內某養殖公司的一個母豬繁育場場長，今年的年薪大概在40多萬元，但唐玉的直接領導，作爲管理多個養豬場的生產總監，年薪則在70多萬元。

40多萬元的年薪是怎么構成的？已經養了17年豬的唐玉，給記者算了一筆账：作爲管理整個豬場的場長，她每個月能拿到一份定崗基薪爲2萬多元，然後，如果其所在繁育豬場，如果每個單元的滿產率、母豬產仔率達到一定標准，自己會獲得一筆超級業績獎，如果繼續努力，在喂養成本上降本增效，提到了每頭母豬的利潤率，自己還能獲得一筆利潤獎，這樣雜七雜八算下來，除了每月的定崗基薪，再加上這些獎金，今年40多萬元的收入，已經是一個相對保守的數字了。

養豬爲什么賺錢

養豬真的這么賺錢嗎？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發現，受益於近期豬價上漲，多家生豬養殖類上市公司均在今年前三季度利潤大漲。

牧原股份（002714.SZ）的2024年三季報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實現營業收入967.75億元，同比增幅16.64%；前三季度淨利潤104.81億元，其中第三季度單季度實現歸母淨利潤96.52億元。

溫氏股份（300498.SZ）則在今年前三季度實現營業收入753.84億元，實現歸母淨利潤64.08億元；同樣有生豬養殖業務的新希望(000876.SZ)，雖然營業收入同比下降27.67%，但淨利潤卻同比增長103.97%，爲1.53億元，。

無論牧原股份，還是溫氏股份、新希望，均將公司經營業績好轉的重要原因，歸結爲生豬市場行情的好轉。

養豬工的具體收入是怎樣的？

作爲一名已經在養豬場工作了17年的老員工，唐玉曾幹過8年的飼養員，之後，又在2013年被提拔爲段長，又於2020年被提拔爲場長。

唐玉介紹說，無論是一线的飼養員，還是段長、場長，能否獲得高薪的很重要的因素，其中之一跟飼養的生豬數量有關，在崗位基薪相對固定的情況下，管理、養育的生豬數量越多，獲得獎金的機會業績越多；之二則與飼養時的生豬成活率、日增重、料肉比等指標相關，指標越優秀，成本越低，效益越好，獲得的獎金也就越高。

不過，在具體的養殖實踐中，一個飼養員的收入，又與養豬批次密切相關。

第一財經記者曾在參加國內某生豬養殖公司的表彰大會時發現，該公司一名生豬飼養員，就曾因爲單一批次同時飼養2000多頭生豬，又在生豬成活率、日增重、料肉比等方面指標排名靠前，最終一次性獲得了8萬多元的批次獎勵。

在傳統的養豬場，一個人同時養育2000多頭育肥豬，不要說每天的飼料搬運量，就算是每天一次的清屎清糞工作，都能把人折騰得夠嗆。

而現在，伴隨着不少生豬養豬場的智能化、數字化，一些飼養員同時飼養幾百頭乃至數千頭生豬，卻已是屢見不鮮的事實，這也成爲養豬場工人能獲得高薪的一個重要原因。

浙江省衢州市一家生態農牧公司的生豬飼養員秦先生說，以前在傳統的養豬場，每天都得拉飼料、清豬糞、衝豬欄，一天下來，疲憊不堪。如今，伴隨着這些工作都被機器代勞，一個飼養員甚至可以同時管理5000頭生豬。

牧原股份也在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公司先後研發了智能飼喂、智能環控、養豬機器人等智能裝備，使養豬裝備的不斷升級，並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建立豬病預測模型，實現了疫病實時監測與有效控制，養殖過程數據自動採集與分析，對部分豬病進行提前預警，輔助獸醫進行遠程診斷，極大提高了人工效率。最終實現了在育肥階段，1名飼養員可同時飼養2700～3600頭生豬（根據豬舍條件），生產效率高於國內行業平均水平。

南京市溧水區一家農牧公司負責人亦表示，在全自動喂料系統、自動飲水系統、全程生產視頻監控系統的幫助下，他們豬場一個飼養員，能同時管理1500至2000頭生豬。

廣東省河源市的東源東瑞農牧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東源東瑞”），甚至把這種優勢寫進了招聘信息，“一個人養1層，2000～2800頭豬，全自動化料线，刮糞板，全漏糞板。”東源東瑞稱，公司是一家樓房式現代化養豬場，擁有一萬頭自繁自養的母豬。

第一財經記者也曾在牧原一些養豬場採訪時發現，該公司在養豬場內建設了數字化的飼料輸送管道，生豬所需飼料，通過這些管道，精准輸送到每個單元，飼料的配比也由這些設備完成，同時，一些傳統養豬場常見的水泥地板，也被升級爲可自動漏糞的網牀，這樣，本該由人完成的飼料投放、清理豬糞的工作，就被機器取代了。

而在每個養殖單元的頂部，牧原又投放設置了巡檢機器人，這種機器人集成了算法、熱成像等多項技術，配置3D攝像頭、紅外熱像儀、拾音器、氣體檢測儀等各類傳感器，能實時監控豬的活躍度、體溫、有無腹瀉、聳毛、外傷等異常情況，以便飼養員及時介入幹預。

此外，爲了方便飼養員管理豬群，牧原又爲豬場配備了另外兩項養豬“黑科技”。

一件是圈舍聲音監控設備，可以根據豬群“咳嗽”聲音的不同，分析出常見病因，異常情況可以實時傳送到飼養員手機。

另一件是無針注射槍，飼養員先用槍尾掃描疫苗二維碼，槍口貼近仔豬脖子往下輕按，疫苗接種瞬間就完成了。

也正是這些智能裝備的加持，將飼養員從傳統的巡檢、飼喂、清掃工作中解放出來，也爲飼養員能同時喂養上千頭生豬打下了基礎。

喂養的生豬多了，飼養員獲得的獎金也更高了。

也正是這些智能裝備的加持，將飼養員從傳統的巡檢、飼喂、清掃工作中解放出來，也爲飼養員能同時喂養上千頭生豬打下了基礎。

一份由國內某生豬養殖公司提供的數據亦顯示，該公司一名飼養員，因同時飼養3000頭生豬時，在成本管理、育肥增重等方面表現優秀，獲得了14萬元的批次獎勵；另一名飼養員則在照料繁育母豬時，在窩均活仔數、分娩率等方面表現優秀，也獲得過15萬元的批次獎勵。

風險

既然養豬這么掙錢，爲什么不自己开辦養豬場？

這樣的問題，也曾經在唐玉的腦海中浮現過，但她對比發現，雖然自辦養豬場看似能實現收益最大化，但一則養殖方式傳統，沒有資金上智能化設備，導致生豬養殖規模上不去，而且，還需要獨立承擔養殖風險。

唐玉說，自己曾親眼看着身邊一些中小養殖戶，因爲所在豬場遭受非洲豬瘟（下稱“非瘟”），幾十頭、上百頭生豬一夜之間全被撲滅，“你說農村人，攢個幾十萬多難，這一敗，可能小半輩子都不一定能翻過身。”唐玉說，雖然大公司也同樣面臨非瘟、藍耳病等威脅，但相對而言，大公司有技術支撐，作爲員工，雖然掙的一部分錢要給老板，但自己承擔的風險也相對小了。

從24歲就开始養豬，一直養了20多年的曲先生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幾年前的那場發端於2018年的非瘟疫情，先後兩次襲擊了自己的豬場，而自己也從一個別人羨慕的養豬戶，變成了負債100多萬元的“老賴”。

一次是2019年年底。當時，曲先生的養豬場內，有大大小小近2000頭生豬，但一場非瘟病毒，直接導致這些生豬要么被傳染，要么被撲殺。原本，按照曲先生的預計，其中的1000多頭育肥豬，如果能正常銷售，光利潤就有幾百萬元，但現在，伴隨着豬場被清場，曲先生反而損失了將近1000萬元，從富翁變成了身背外債的“負翁”。

一年後的2021年，曲先生又借了幾十萬元，买了幾十頭母豬，希望能通過這些母豬自繁自養，東山再起，結果，非瘟再次襲來，幾十頭母豬頃刻間變成一堆死屍。

記者採訪發現，得益於一些大養殖公司的規範化、智能化管理，提高了單個飼養員的養殖效率，一些原本自辦豬場的養殖戶，面對經常低迷的豬肉行情，以及不定期出現的各類生豬疾病，也开始選擇了到附近的大養豬場去上班。

牧原股份首席法務官袁合賓就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目前在公司一线上班的數萬名養豬工人中，有7000多名員工曾是養殖戶。

不過，也有養殖戶寧愿繼續復產養豬場也不愿去大的養殖公司上班。

“反正打工是不可能去的。”同樣因爲非瘟損失慘重的沈先生說，自己養了20多年豬，被非瘟影響了兩回，但自己更愿意自己養豬，因爲時間上更自由，收益可能也更高。如今，他正在抓緊時間修補豬場，准備再买幾十頭母豬，重新把自己的豬場復產盤活。

也不是那么美好

唐玉的年薪雖然距離網傳的“年薪百萬”仍有距離，不過，在她看來，自己一個連大學都沒上過的農村婦女，每年也能有幾十萬年薪，這種事擱在農村已經是很難想象的了。

也正是在這種身邊養豬能手的激勵效應下，唐玉的七大姑八大姨們，不少都經她介紹，去了當地的養豬場上班，“我小舅、小舅母就是農村人，又沒有什么本事，又沒有文憑，但現在靠着養豬（掙錢），也在城市买了房，裝修還非常好。”唐玉說，這些年，經她介紹到養豬場養豬的人，少說也有幾百人。

牧原股份一位區域負責人也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的老家在內鄉縣某鄉鎮的一個村莊，每年春節，其所在公司都會在放假時先把福利拉到鎮上，然後這個鄉鎮的同事再鎮上去領，光這些福利，都得好幾輛加長貨車拉，“我們一個村在牧原上班的都有100多人。”

不過，雖然部分養豬工的收入看起來很高，但就整體而言，仍有不少一线飼養員的收入，即使想突破萬元，其實也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唐玉說，作爲最基層的工人，大部分養豬場一线飼養員的基薪大概在五六千元左右，有的飼養員，因爲剛入行，缺乏經驗，或者因爲工作不上心，導致生豬存活率等指標異常，還可能會面臨獎懲措施，這樣，最終到手的工資可能會更少。

東源東瑞亦在其招聘信息中披露，該公司正在招聘的育肥飼養員，第一個月的試用期工資爲4470元，轉正後的薪資則爲月薪5370元，但每個月都會進行生產成績考核。

由於生豬在養殖過程中，會面臨各種病毒的侵擾，大部分養豬場都會實行嚴格的進出管理，也會讓一些養豬工感覺不自由，甚至寂寞、無聊，也讓這項工作在招聘大學生時，面臨招聘難、員工流失率高等難題。

“爲減少病毒傳播，有的場區需要每天睡在豬舍旁邊（即在豬欄旁的鐵架牀睡覺，晚上能聽到豬叫聲跟風機聲音）。”正邦集團的招聘經理就曾在招聘豬場飼養員時，提醒應聘者注意該項工作的不利因素。

東源東瑞也將“能夠接受封閉式管理”作爲招聘的先決條件之一。

曾在國內某豬場上班的王小軍就告訴記者，由於非洲豬瘟、藍耳病等生豬類疾病傳播途徑廣泛，國內不少養豬場都規定，只要與生豬接觸，就必須使用添加了消毒劑的清水清洗身體，這意味着，飼養員如果上午、下午各進一次豬舍，就得至少用含有消毒劑的水洗四次澡，而且每次都得洗頭。長此以往，不說洗澡的頻率，光消毒水的味道，就讓人聞得反胃。

不僅如此，爲了隔斷傳染源，很多豬場也禁止員工與外界接觸，即使想外出，也需要等到飼養員將正在喂養的該批次生豬出欄後才可以外出，有的豬場，甚至連收發快遞、點外賣、購物也需要經過嚴格的消毒程序，這些，都讓剛大學畢業的王小軍深感不便，並最終成爲其離職的其中一個因素。

唐玉也說，雖然自己已經晉升爲場長，每周都有假期，但爲了避免外出後可能攜帶傳染源，自己也是盡可能避免與外人接觸，家裏的三個孩子，有兩個是孩子的姥姥在照顧，還有一個則是孩子的奶奶在照顧。

而且，需要同時關注的另一個事實是，由於養豬工人的薪資與效益直接掛鉤，伴隨着豬周期波動導致的豬價漲跌，其薪酬亦會出現上下波動，甚至在生豬行業整體虧損時，基本工資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唐玉說，相對於他們這些從農村出來的從業者，大學生在養豬場的優勢很明顯，畢竟，他們很年輕，有幹勁，而且，還善於動腦子，日常工作中，經常能提出一些創新性的改進措施。“只要他（大學生）愿意俯下身，在一线（養豬場）扎幾年，就像竹子一樣，可能‘唰’就起來了。”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對於現在的很多剛畢業的90後、00後而言，除了工作賺錢，他們更有社交、娛樂和談戀愛的需求。而這些在很多養豬場無法得到滿足的需求，最終成爲導致王小軍等人離職的另一個因素。

目前，唐玉所在豬場的40多名員工中，只有三名是大學生，但其中一人，卻擔任了該繁育場僅有的兩名段長中的一個，而另一個段長，則由唐玉擔任。

唐玉發現，相對於大學生而言，一些上有老、下有小，年齡在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因爲在社會闖蕩過，喫過苦、受過罪，知道掙錢不容易，反而是能真正在養豬場長久幹下去的員工。

不過，記者也採訪發現，也有一些大學生，一方面看上養豬場不需要太多社交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因爲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豬場，收入穩定，生活支出較少，能把到手的工資轉化爲存款等特點，轉而成爲一些豬場的飼養員，而這些人，也逐漸成爲豬場向智能化轉型的新生力量。

（文內唐玉爲化名）

（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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