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的祕密，藏在這兩個窗口中丨數據說話

文丨陳沁（脈策數據首席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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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作者微信公衆號“城市數據團”，界面新聞獲授權刊發。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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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這個詞，最近再度貫穿各類政策的主线和各大媒體的頭條。從中國知網統計了歷年的“內需”和“外需”這兩個詞在學術和報紙中出現的次數比例，可以畫出下圖：

可以看到，上一次大量提到“內需”，是2008-2010年。彼時距中國加入WTO已過去數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了世界範圍內的需求收縮，學者們的視线因而轉向內需，希望能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

伴隨着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一、二线以外的城市便是從此時开始踏上發展的快車道。要知道，在2010年之前，大部分三线及以下的城市並沒有大賣場、電影院、高檔辦公樓、五星級酒店。同時，物流成本下降帶來的電商繁榮，更是讓各種商品更容易地觸達千家萬戶，釋放了數億人的消費能力。

從上圖也可以看到，在2011年到2018年，“內需”被提到的頻率顯著降低了——內需正在現實中快速釋放，有效刺激經濟增長，自然無需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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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2018年起，“內需”的詞頻再次逐年上升。2023年，“內需”被提到的頻率與“外需”的比值已經超過了2009年，僅次於危機頂峰的2008年。

2024年，提振內需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國慶前的政策集中釋放呼應了這樣的需求。但是，市場的波動只是短期，我們仍然需要思考——中國的內需在中長期增長情況會如何？可能的驅動力在哪裏？

測算不同群體消費能力：男人不如狗？

上圖這個不等式，想必大家在許多文章中都看到過——男人消費能力不如狗。

這個不等式後續的發展，可能許多讀者也見過——男人消費力終於超過了狗。

炒作這種噱頭不難，但是，計算一個特定性別、年齡段的人口消費力，真的很難。因爲消費是無法歸結到個人的，無論是用誰掏錢來定義，還是用誰最終使用來定義，都不是特別准確。因此，在所有微觀調查數據中，消費往往只能在家庭層面被詢問——您家上個月消費了多少錢？

因此，我們必須在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上，把家庭消費給分解到每一個人身上。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有三個家庭的數據：

家庭A，30歲獨居男子，每個月消費5000元。

家庭B，30歲男性與30歲女性同住，每個月消費11000元。

家庭C，30歲男性、30歲女性與3歲孩子同住，每個月消費15000元。

假設A、B、C家庭中的30歲男性消費一樣，B、C家庭中的30歲女性消費一樣，自然能得出結論：

30歲男子每個月消費5000元，30歲女子每個月消費6000元，3歲孩子每個月消費4000元。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有三個家庭的數據：

家庭A，30歲獨居男子，每個月消費5000元。

家庭B，30歲男性與30歲女性同住，每個月消費11000元。

家庭C，30歲男性、30歲女性與3歲孩子同住，每個月消費15000元。

假設A、B、C家庭中的30歲男性消費一樣，B、C家庭中的30歲女性消費一樣，自然能得出結論：

30歲男子每個月消費5000元，30歲女子每個月消費6000元，3歲孩子每個月消費4000元。

採用類似的方法，將幾萬戶被調查家庭分性別、年齡的人口作爲自變量，對這些家庭的消費進行最小二乘法，便能算出每個年齡段、性別人口的平均消費。以2020年CFPS數據計算的結果爲例，見下圖：

上圖的兩條曲线，代表2020年男性和女性在各年齡段的平均消費。比如在上圖中，35-39歲的女性對應的數值是5萬元，其含義爲：一個家庭每增加一名35-39歲的女性，這個家庭的總消費會增加5萬元。

可以看到，在絕大部分年齡段，女性的消費力都顯著高於男性，從25-60歲均是如此。但是，女性的消費有一個顯著的倒U型，2020年時35-39歲的女性的人均消費爲5萬元，同年齡男性僅爲3萬元；而75歲以上的女性人均消費僅爲2萬元，男性卻依然接近3萬元。

因此，女性的消費能力高於男性的說法，似乎並沒有什么問題。男性只有在70歲之後，才能用不斷升高的醫療健康消費反超女性。

但是，男人的消費不如小孩，似乎並不正確——從圖中看，男性的消費要比兒童高得多。孩子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花錢，對於CFPS數據覆蓋到的絕大部分農村家庭來說，仍然是“添個孩子添只碗”的狀態。

我們使用更多其他國家的數據，採用了相同方法進行了計算，這些數據包括：

美國消費者支出調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s），每年包括四個季度的調查，每次調查家庭數約爲1萬戶，合計4萬戶。

英國生活成本和食品調查（Living Costs and Food Survey），每年調查5000-7000戶。

日本家庭追蹤調查（JHPS與KHPS），每年調查4000-6000戶。

韓國勞動與收入追蹤調查（Korean Labor & Income Panel Study），每年調查15000戶。

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的2020年分年齡、性別的消費曲线，分別是這樣的：

和中國對比，英美日韓的各性別、年齡段消費曲线有一個相同點——他們基本上都是倒V型或者倒U型，中年人高，老人和孩子更低。看來，中年男人的消費能力顯著高於，而非低於兒童，這點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不同點有兩個。

1，中國女性消費在大部分年齡段都遠超男性（最高幅度約爲60%），而英美日韓各個年齡段的男女消費差異並不明顯，唯一的差異出現在日本和美國的中老年人口中，而在這個年齡段，也是男性消費高於女性。

2，消費最高點出現的時間不盡相同：

可以看到，中國的消費最高點對應的年齡，要比其他發達國家年輕一些。這個差距，正是關於“銀發經濟”的各種期待的理論來源——

如果中國消費最高的年齡段不是40歲左右，而是50多歲，甚至像日本一樣，男性消費從50到74歲都維持在高點，那么中國這一波老齡化，豈不是又能帶來新一波消費增長？

“銀發經濟”：未來可期？

在討論老齡化能否帶來銀發經濟之前，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上面的幾張圖中的曲线，呈現的不僅僅是年齡效應，還有代際效應。

年齡效應，可以理解爲無論你是80後、90後還是00後，到了幾歲就做幾歲應該做的事。

代際效應，就是你是哪一代人就擁有哪一代人的特徵，不管你到底是幾歲。

以上圖中的2020年女性在各年齡段的平均消費爲例，實際上就混雜了年齡效應和代際效應。40多歲的人口的消費高於60歲人口，一方面是因爲40歲的人正值壯年，消費能力原本就比60歲的人更旺盛；另一方面則是因爲40歲的人出生於1980年，而60歲的人出生於1960年，前者的平均教育年限遠高於後者，在人力資本積累階段也喫到了更長的經濟增長紅利，因此收入也更高。

年齡效應和代際效應混雜在一起，才得到了我們在前面看到的每一個國家的每一條曲线。日本60歲人群消費更高，是1960年出生的日本人口的代際效應，和60歲人口的年齡效應混合在一起之後的結果，這個結論，不能直接用在中國的數據上。

要計算中國的60歲人口之後會有多高的消費，我們必須把年齡效應和代際效應分離开。

在上文中，我們畫出了2020年的各性別、年齡段人口的消費曲线，那么用2015年調查總隊數據做同樣的計算後，將兩條女性消費曲线放在一起，得到下圖——

可以看到，從2015年到2020年，女性的分年齡消費曲线，最高點從35-39歲，移動到40-44歲，整整向右移動了5歲。這很好理解——2015年的N歲人口，和2020年的N+5歲人口，正是同一批人。在相鄰曲线的相鄰年齡中間畫出一個小箭頭——比如2015年的20歲，35歲、50歲，分別連接到2020年的25歲、40歲、55歲，每一個小箭頭的長度，代表同一批人長大5歲以後，消費增長的幅度。由於每一個箭頭的兩端指的都是同一代人，這樣的方法便能去除代際效應，只保留消費增長的年齡效應。

我們使用2001到2015年的調查總隊微觀數據、2016、2018、2020年的CFPS數據（北京大學家庭追蹤調查）和2017、2019、2021年的CHFS數據（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調查），匯總出了長達21年的家庭消費隊列數據，使用該數據，我們便可以每5年做一次計算。

比如25-29歲的人口，成長五年，到了30-34歲，他們的消費會增長多少？使用2001年的25-29歲人口，和2006年30-34歲人口，可以計算一次；2002和2007年的數據；2003年和2008年的數據……一直到2016年和2021年的數據，都可以計算一次。此時對於每一個性別、年齡段的人口，我們就有了16組消費增長率數值。將每一個年齡段男性女性的16組數值放在一起，一個年齡就有32個增長率數值，每個年齡段的32個增長率如下圖所示：

可以看到，上圖的點圍繞出了一條明顯的分年齡增長曲线——從20-24歲到25-29歲，在絕大多數年份，都是消費增長最快的一個年齡段。在30歲以後，消費增長率下降，直到50歲-60歲左右，達到消費增速最低谷。65歲之後，再略有回升——但仍然遠低於25-29歲的增長。

從上圖可以看到的另一個信息是——不同年份出生的人口，在他們的同一個年齡段，消費增長模式是十分接近的。

這個模式，和人們的出生年代關系不大。人們常常用不同年份出生來將人群分類爲不同世代，並取了各種炫酷的名稱，但長達20年的消費面板數據告訴我們，也許由於技術發展水平不同，不同世代消費的商品有差異，但是從消費增長上來看，到了某個年齡就做某件事，才是人類百代千年不斷重復的主流。

類似的現象，在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的數據中一樣可以看到。美國的數據相對來說時間序列最長，從1980年开始提供微觀公开數據，已經有44個樣本。我們使用其中能算出的最早一個樣本（1985年）和最晚一個樣本（2022年）進行對比，結果如下圖所示：

可以看到，1985年的20歲人口和2022年的20歲人口，前者是1965年出生的，後者在37年後的2002年出生，但是他們在20歲時的消費增長速度如出一轍。兩條曲线的形狀也幾乎完全一致——不僅時間上前後一致，和中國的曲线也幾乎一致，都在50-60歲左右達到人生的消費增速的最低谷，但消費增速最高峰，美國出現在20歲，中國出現在25歲，兩者略有區別。

英國、韓國、日本的各年齡段5年消費增長率如下三圖所示：

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分年齡五年消費增長率也是類似的。

從以上遍布各個時間、空間的數據中，可以得到下面的推論：

1，在20-30歲左右，人們總是達到了他人生中消費增速最高峰。

2，在50-60歲左右，人們總是達到了消費增速最低谷。

3，以上結論，無論在中國、美國，無論出生於60年代，還是00年代，都同樣成立。

這就是消費的兩個窗口。20-30歲，是消費的高窗口；50-60歲，是消費的低窗口。

在消費的高窗口，年輕人走出大學，邁向社會，开始有第一筆收入，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不同國家、不同時間出生的人口，都在這個區間經歷了消費增長的加速。

在消費的低窗口，人們的體力、智力、職業競爭力都开始降低，收入增長放緩，加之退休臨近，子女一般也已經能夠自立，可以松一口氣。不同國家、不同時間出生的人口，都在這個區間經歷了消費增長的停滯。

在兩個窗口之間，從30到50歲，就是消費增速的滑坡期，每漲一歲，消費絕對水平可能還會有提升，但是增速逐年下滑。

因此，目前消費並不高的60後們，是不可能在未來幾年帶來消費增長的，因爲他們正處於人生消費增速最低的年齡段。

可能有讀者會追問，既然50-60歲的消費增長率如此低，爲什么日本60-70歲的人群的消費還能那么高呢？

道理很簡單，日本的60-70多歲的人群，在二战後日本經濟起飛的階段出生，是日本教育水平增速最快的一代，這一代人口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就獲得了比他們的前輩更高的工資和消費水平——消費的代際效應遠高於前輩，因此在相同的年齡效應影響下，消費水平在最高值上便能保持更久。

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間，也許存在絕對水平上的工資差異（代際效應），但是他們的人生路徑卻並沒有什么變化（年齡效應）。因此，我們自然不能指望代際消費水平都比較低的60後，突然出現超過年齡效應的消費增長。銀發經濟，前景並不理想。

從人口看內需：不樂觀的未來

在穩定的年齡效應下，我們使用不同年齡段的人口數量，乘以這個年齡的消費總量，再乘以這個年齡段的消費增長率，就能算出整個社會平均消費增長率的推算值。

通過這種方式算出的消費增長率，是否能匹配上真實世界的消費增長率？

我們使用UNpopulation Project給出的各個國家2015-2019年各性別、年齡段的人口數，乘以消費增長率，再計算平均值後，與Penn World Table中的2015-2019年各國消費統計數據進行對比，得到下圖——

上圖的橫軸是真實增長率，縱軸是僅根據人口特徵推測的增長率。可以看到，真實增長率和使用各年齡段消費增長率算出的推測增長率之間，有較高的相關度，僅僅使用人口這單一變量，就達到了統計上的0.1%的顯著水平，擬合優度也達到了0.4。使用一個固定的各年齡人口的消費增長率，再乘上各國的年齡結構，我們可以很好地解釋當前國家之間的消費增長率差異！

那么，如果繼續使用這一穩定的各年齡消費增長率，乘以各個年齡段、性別的預測人口數，我們就能夠向後預測各個國家、地區未來的消費增長率。

使用UNpopulation的2024版本中的中位數預測版本，可以畫出下圖，列出了中美英日從2000年到2100年的消費增長曲线：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可以看到，中國在2020年前的推算消費增速是這四個國家中最高的，但該推算增速從2020年左右快速下降，並低於美國和英國，從2032年开始會有一波十多年的反彈，2043年左右开始第二波快速下降，並在2050年左右低於日本。

中國的推算增長率的下降，其原因可以在這張圖中看到——

隨着時間的推移，在消費的高窗口，年輕人人口還會繼續減少，並在低谷停留幾年。

在消費的低窗口，趕在延遲退休之前擠入的嬰兒潮，逐漸到了退休年齡。

在消費的滑坡道上，人口數量最多的80後，已經全部離开消費高增速窗口，正在逐漸從青年邁入中年，向消費的低窗口滑落。

歸根到底，如果一個地區的消費高窗口的人數遠多於消費低窗口，那么這個地區內需大概率會快速增長；反之，則內需增長很難不進入低迷狀態。

所有數據目前都指向同一個結果：從人口角度看，中國的內需，在2032年前，是極難回升的。

當三座高山邁過兩個窗口

不難發現，推算的中國內需增長率，和真實的內需增長率並不一致。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消費的年齡規律，中國的增長應該從本世紀初就开始下滑了，而事實卻恰好相反。

讓真實的世界的增長高於使用人口推算的增長，曾經的我們到底做對了什么？

讓我們回到上圖中，中國人口有三座“高山”。63-69年左右出生的，是第一座高山；85-90年左右出生的，是第二座高山；2012-2017年出生的，是第三座高山（雖然高度遠低於前兩座）。

中國經濟的每一波挑战，正是在每一座高山離开高消費窗口時出現的。

當1963-1969年出生的第一座高山離开高窗口時，正是90年代中期到末期。需求的下降和國內經濟結構轉型交織，第一波房地產熱潮遇冷，國有企業產品積壓嚴重。此時的中國，用大規模下崗、國企改革、加入WTO引入外需渡過了這一段難關。

當1985-1990年出生的第二座高山離开高窗口時，正是2015到2020年前的一段時間。此時中國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消費向下擴張，從房地產棚改，到家電下降，到各類城市消費場景落戶縣鄉。這段時間的增長，被定義爲“消費下沉”，擴大了中國的消費盤子。

曾經，在人口結構帶來挑战時，我們使用外需擴張和內需範圍擴大應對，產生了強大的“代際效應”，帶來了高於推算增長率的實際內需增長。

但是現在，這兩個方向看起來都很難再進一步了。

在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下，外需的增長已經不像20年前那樣，只要便宜好用，就能佔領國際市場。

中國內部的消費下沉空間也已經基本走完。正如我們在《春節消費增長了，但是》一文中提到的，稍微發達一些的地區，票房增長早已停滯。現在只有人口密度最低、原本人口流出最顯著的地區還有增長。

1985-1990年出生的第二座人口高山已經完全離开消費高窗口，正在進入增速下滑的軌道，第三座人口高山——2012-2017年出生的人口——卻還有許多年才能進入高消費窗口。

根據上文中的計算，直到2032年，人口增速對於內需增速的影響力才會由負轉正。在此之前，內需的增速，在人口結構的影響下只會持續下滑。

如何度過未來8年？如何找到新的驅動力？

短期內，這種驅動力可能是以舊換新的政策補貼，加速家庭對於耐用品的置換；停止家庭居民的去槓杆，增加股市和房市的財富效應，刺激消費。

但在更加長期，還是要依靠更深入的改革。對內，調整無法適應當下現狀的戶籍、就業保障等制度，推動建設統一大市場。對外，尋找美歐之外新的外需來源。多管齊下，找到新的增長點，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群衆就業的穩定和收入增長預期恢復。

其實消費者們的愿望非常樸實：

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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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擴大內需的祕密，藏在這兩個窗口中丨數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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