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打造能源新質生產力，助推綠色能源轉型

全國兩會期間，“新質生產力”成熱門詞。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發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

新質生產力強調要積極培育战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战略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新能源這六大產業；未來產業主要包括6G網絡、可控核聚變、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深海空天开發等。

能源是支撐這些战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基礎，在現代社會中，電力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以風電、光伏爲代表的新能源產業，正在改變傳統依賴化石能源發展的路徑，有力推動能源清潔低碳轉型。

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新增光伏裝機約216GW，同比增長147%，佔新增電力裝機的60.7%，相當於2019—2022年四年新增裝機總和；光伏制造端產值超過1.5萬億元。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新三樣”產品出口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

深耕光伏行業多年，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一直關注着光伏產業的發展。

“光伏產業已成爲我國在全球最具竟爭力和話語權的战略性新興產業，成爲高端制造的一面旗幟。”劉漢元說，“但這個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中國光伏產業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着來自全球的激烈競爭。”

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圖片來源：企業供圖。

在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劉漢元帶來了7份議案，其中5份與新能源相關。從抽水蓄能、水面光伏、光伏電站投資再到電力交易機制、可再生能源補貼政策，劉漢元在議案中提出的建議，幾乎涵蓋了當前光伏產業的“痛點”。

加快新型儲能建設，支持水面光伏發展

積極發展清潔能源，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已經成爲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普遍共識。

“十多年前，中國光伏產業處於市場、核心原材料和核心技術‘三頭在外’的境地，發展過程中接連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和美歐‘雙反’衝擊，曾一度陷入發展瓶頸期。從這之後，通過中國光伏企業不懈拼搏、不斷創新，持續推動產業規模壯大、技術迭代升級，推動我國光伏產業從仰視、難以望歐美同行的項背，到一路追趕，到並跑，再到全面超越，成爲全球光伏產業第一大國，佔據了全球70%以上的市場份額。”劉漢元說。

即便中國光伏產業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作爲能源轉型的主力軍，依然有較多方面需要持續完善。

今年全國兩會，劉漢元針對構建以抽水蓄能、新型儲能爲主，電動汽車等其他多種儲能形式爲輔的綜合性儲能系統，推進低碳中國進程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由於抽水蓄能的經濟適用性逐步提高，鋰電池儲能又具有較高的靈活度。劉漢元認爲，結合抽水蓄能、新型儲能各自特點，二者優勢互補，構建以抽水蓄能、新型儲能爲主，電動汽車等其他多種儲能形式爲輔的綜合性儲能系統，爲大規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形成有力支撐，可助力新型電力系統打造，推進低碳中國進程。

而與抽水蓄能類似的是，水面光伏電站。

水面光伏電站不佔用耕地資源，且發電量較屋頂、地面光伏系統更高，同時兼具減少水量蒸發、促進漁業養殖、有利於水污染治理、提升水質環境等多項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廣受推崇。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近年來國內光伏電站土地成本快速增加，可用土地面積逐步減少，水面光伏電站得以快速發展，規模呈逐年上漲趨勢。其中，漁光互補模式兼具水產養殖、光伏發電、休闲觀光、科普教育等功能，真正實現了一二三產有機融合，有力助推了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成爲國內水面光伏電站的主要發展模式之一。

劉漢元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對水面光伏項目選址不進行“一刀切”，協同排布河道、湖泊、水庫的水面光伏可利用範圍，增加可兼容漁業功能的坑塘水面、採煤沉陷區水面進入選址區域。

完善綠色電力交易機制，穩定可再生能源補貼政策

可以預見的是，在“雙碳”目標背景下，汽車電動化、能源消費電力化、電力生產清潔化是實現目標的最核心實施路徑。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中的佔比將會大幅提升。

而隨着電能在終端能源消費中佔比持續攀升，企業電力消費碳排放核算的重要性愈加凸顯。

劉漢元表示，在工業制造領域，目前領先企業均已开始推行全面電氣化战略，外購電力碳排放已成爲企業碳排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开展監測和精准量化電力消費的碳排放，是反映我國工業企業碳排放現狀及減排進程的重要基礎工作，是提升企業綠電消費積極性，幫助企業降低間接碳排放，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切實抓手，也是體現工業出口產品低碳競爭力，應對國際“碳壁壘”的最佳措施。

時代周報記者注意到，電網排放因子是消費端核算碳排放量的關鍵指標，用於測算評估由於電力消費所產生的隱含排放，或稱間接排放。對於絕大部分非高耗能企業，間接排放是其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因此，電網排放因子的准確性和時效性對間接排放的核算影響顯著。

劉漢元指出，從理論上講，擴大企業對“水、風、光”等可再生能源電力的使用佔比，是減少企業外購電力間接排放的重要措施。然而，不同國家或區域市場對“綠色電力”的認定及附帶要求存在差異。

“按照國際通行標准要求，特別是對於並網的綠色電力來說，不能存在減排效益多重計算的問題。由於我國綠色電力交易機制中，這一問題並未得到妥善解決。例如，被一家企業使用了的綠電減排效益，在電網排放因子計算時沒有進行相應扣除，導致另一家企業使用電網排放因子核算碳排放時，重復使用了這部分綠電減排效益。”他表示，“綠色電力的減排價值未得到准確反映，不利於我國綠電綠證市場發展，也給出口型企業應對歐盟碳關稅帶來挑战。”

對此，劉漢元建議，加快完善綠色電力交易機制，避免出現同一個項目同時獲得多種環境權益的問題。推動綠色電力與碳排放因子在碳核算層面實現實質性聯動，消除綠色電力存在環境屬性“雙重計算”問題，提升中國綠證的國際認可度。

此外，關於可再生能源補貼拖欠的問題也是新能源企業高度關注的問題。

根據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測算，截至2021年底，補貼拖欠累計約4000億元，預計2028年缺口達到峰值。

劉漢元在議案中指出了當前可再生能源補貼拖欠問題引起的負向循環。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普遍爲高負債規模、高資產負債率，政策波動將導致大量項目無法取得原計劃補貼，致使項目嚴重虧損，金融機構對發電企業貸款批復的條件將不復存在，項目現金流不能覆蓋融資本息進而產生大量的金融債務違約，或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因此，劉漢元建議，嚴格執行《可再生能源法》，由國家財政安排專項資金，一次性解決歷史上拖欠的全部補貼；補貼核查的審核標准不能“一刀切”。要結合行業發展實際情況，按照老項目適用老辦法，新項目適用新辦法的原則，尊重歷史，全面、慎重制定判定標准。

盡管市場對於光伏產業的產能問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劉漢元對新能源的未來依然十分看好。

他認爲，階段性的產能過剩非常正常，而且與一個未來還具有足夠成長空間的新興行業相比，今天的過剩僅僅是發展過程的一個小波浪。在未來不足30年的時間內實現人類的能源轉型與碳中和目標，光伏行業的需求規模可能是今天的10倍以上。今天所謂的過剩和平衡都是短暫的。長遠來看，能夠有效推動能源轉型才是本質。

“近年來，國家發改委等國家部門多次出台文件，關心並幫助光伏產業發展。在光伏、風力等能源轉型的產業上投資，包括配套的儲能產業以及電動汽車、動力電池、儲能電池等‘新三樣’方面，如果速度控制得好，有可能在近兩三年、三五年形成5萬億、10萬億、15萬億甚至更大的產業規模，成爲拉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時使所有投資更健康、更綠色、更生態、更持久。”劉漢元說。

“這是很好的機會和時點，值得相關部門和全社會共同去展望，共同去推動，共同去呵護它的有效實現。”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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