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與情感反應

本文通過疫情期間旅遊者的自述式記憶，深入探討旅遊體驗對個體需求與情感的影響。研究發現旅遊記憶分爲三階段，情感反應總體積極，主要呈現積極與積極的負面情感。這一發現爲我們更全面認知旅遊記憶、探究旅遊本質、提升旅遊品質與服務提供了重要參考。

身未動，心追憶：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

與情感反應

作者：鬱常悅 王曉峰

來源《旅遊科學》2023年9月18日

在人本思潮與體驗經濟的發展背景下，記憶作爲連接旅遊與個體生活的關鍵節點引起學界關注。近年來受疫情防控影響，旅遊者日常出遊活動受到主客觀條件限制，爲重新感受旅途中的美好心境，回憶以往旅遊經歷、分享記憶成爲個體調節情感的重要來源（Kim et al.，2022），行爲表現爲與他人或通過社交媒體分享旅行故事，展示照片、視頻等（Tung et al.，2011），推動了個體旅遊記憶的書寫與建構。實際上，個體回憶記憶是希望共享經驗、傳達信息或將自己展現給他人（Servidio et al.2016），回憶之思揭示了人“此在”之生存意義（白潔，2014）。

國內記憶旅遊研究，受哈布瓦赫集體主義影響，聚焦於研究記憶的社會意義。常以遊客群體視角，揭示集體記憶是維系人地關系的重要紐帶（汪芳等，2017），影響國家、族群、地方等身份認同與構建（李猛等，2022；吳炆佳等，2018），在文化代際傳承中具有重要作用（郭雲嬌等，2021），而對個體力量的關注則不夠深入和詳盡（劉亞秋，2010）。於個體而言，旅遊經歷因其豐富的感官體驗、暢爽的心流體驗及深刻的情感體驗，易以原初印象儲存於個體持留記憶中（樊友猛等，2017）；之後，旅遊者會因現實情境與實際需求，有意無意地回溯旅遊記憶，以指導當前行爲和認識（王朝璐，2021）。其中，記憶回溯受情感因素的影響，難忘的旅遊記憶具有很強的積極性特徵，可以引發旅遊者愉悅感和目的地依戀情感（Yin et al.，2017），影響個體未來行爲意向（Jiang et al.，2022）。因此，爲旅遊者提供美好的旅遊記憶成爲旅遊業持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個體旅遊記憶的實踐意義研究受到廣泛關注（範少軍等，2021）。

然而，旅遊作爲個體生活的一部分，具有不容忽視的生存意義，雖已有研究證實，回憶以往旅遊經歷可以影響旅遊者自我認同（Io，2015），修復個體消極情緒（Seebauer et al.，2016）與增強其主觀幸福感（吳艾凌等，2020），但多停留在數周或數月有限時間內的探討（呂興洋等，2023），從較長時間維度考察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及其對個體生活的情感影響研究仍不充分；此外，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實現旅行自由對多數人而言仍受制於主客觀條件，基於個體所處現實情境研究旅遊記憶內容仍需完善（侯平平等，2021）。故本研究嘗試從個體記憶視角出發，基於旅遊出行受限現實情境，借助疫情期間相對較長時間的記憶沉澱，以旅遊者微博自述式記憶文本爲研究素材，運用扎根理論分析法重新審視個體旅遊記憶內容特徵，通過大數據情感分析回溯旅遊記憶對旅遊者情感狀態的影響，以期探討旅遊記憶對個體生活的長期影響，細化個體旅遊記憶的研究情境，豐富旅遊者情感反應研究成果，加強從旅遊本質角度探討記憶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性。

文獻綜述

1.1旅遊體驗

旅遊體驗研究始於西方學術界，Boorstin（1964）首次提出這一概念，認爲旅遊體驗是一種大衆消費行爲。隨後，相繼有學者提出旅遊體驗是個體對日常生活困境做出的積極反應（Maccannell，1973），代表個體追求愉悅到尋求意義的過程，其最終意義受個體價值觀的影響（Cohen，1979）；實質上，是旅遊從業者爲遊客提供一個多功能的休闲體驗平台，並使其留下深刻的記憶（Ryan，1997）。20世紀末，學者謝彥君將旅遊體驗這一概念引入國內，認爲它是處於旅遊世界的旅遊者，融入情景時所獲得的一種暢爽感受，旅遊的本質是體驗（謝彥君，1999）。楊振之（2022）進一步提出旅遊體驗的本質是人詩意的棲居，應在生活世界中認識，其終極目標是尋找本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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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體驗概念與本質的探討，揭示了旅遊者這一主體的重要性，引起了學界對影響旅遊者體驗因素的廣泛關注。研究表明，個體的出遊動機是影響旅遊體驗的核心要素（Dann,1981）；旅途中的情感情緒、人際互動對旅遊體驗具有深刻影響（Faullant et al.，2011；Ryan，2002）；同時，旅遊者遊後回憶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桑森垚，2016），旅遊體驗會不斷以記憶的形式儲存在旅遊者腦海中，形成印象積累，爲其未來出遊決策提供依據（Knetsch,1963）。通常情況下，旅遊者借助語言表徵記憶，使個體體驗結果被認識，故旅遊者對體驗的表達與展示尤爲重要（李淼等，2012）。已有研究使用諸如滿意度、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之類的變量來評價旅遊體驗的質量（Kim et al.，2012；Pizam，1978）。

然而，在旅遊者長期記憶過程中，有關旅遊體驗的原初印象會逐漸模糊或消退，體驗的內部結構也會發生變化（董引引等，2022），最終記憶表達是從中選擇性建構的，受社會環境和具體情境的影響（Kim et al.，2012）。故有必要動態地考察旅遊體驗的結果表徵，並進一步探討體驗結果對旅遊者日常生活的影響。

1.2個體旅遊記憶

記憶研究始於心理學腦認知領域，個體記憶研究一直是心理學的重要內容（Greenfield，2008）。20世紀80年代，隨着心理學記憶研究的“文化轉向”與“旅遊潮”的發展，跨學科合作逐漸形成，記憶旅遊研究由此开端。學者多從地理學視角研究旅遊景觀、儀式等記憶載體表徵和敘述集體記憶，揭示旅遊中的表演、習俗等可以通過身體實踐保存和傳承社會記憶（吳炆佳等，2018），而個體記憶作爲所有記憶的基礎往往在旅遊研究中被忽視或淡化。

Timothy（1997）將遺產旅遊體驗劃分爲國際、國家、地方與個人四個層面，被旅遊研究忽視的個體記憶得以正視。此後，隨着體驗經濟的發展，Wirtz等（2003）發現旅遊者的主觀體驗會一直持續到旅遊活動結束後，而個體的記憶過程影響旅遊體驗。因此，個體旅遊記憶被視爲旅遊體驗結果引起重視。Kim等（2012）年指出個體旅遊記憶是指遊後仍被旅遊者記住和回憶的旅遊體驗，在內容上屬於自傳體記憶中情景記憶的部分。吳仁獻（2020）進一步從主觀心理視角出發，提出個體旅遊記憶是旅遊者因旅遊實踐而引發的心理過程，在時間上屬於長時記憶，在行爲上屬於回溯記憶。在記憶的形成過程中，受記憶建構與記憶偏差的影響（Bryant et al.，1991），個體旅遊記憶並不只是對以往旅遊體驗內容的簡單重復，而且是一種當下化的回憶行爲（白潔，2014）。

因此，個體旅遊記憶的構成要素與影響因素，引起衆多學者的探討。例如認爲個體旅遊記憶由推理、情緒、再現性和生動性要素組成（Tung et al.，2011）；而旅遊者的參與感與愉悅感、特色化與新奇感影響個體記憶的再現性與生動性（潘瀾等，2016）；旅途中的積極情感，更能創造美好而難忘的旅遊記憶，影響旅遊者未來出遊決策（Hosany et al.，2009）。此外，回溯旅遊記憶具有指導、自我、社會及情緒增強的功能，影響旅遊者自我認同、增強社會關系及獲得幸福感，可以提升個體的生活質量（Io，2015；Rasmussen et al.，2009；孫鳳芝等，2023；Nawijn，2010）。

然而，記憶具有適應性，個體所處的境遇不同，記憶的建構過程和情感表達存在差異性（楊治良，1994）。因此，有必要在旅遊出行受限這一現實情境中，切實探究回溯旅遊記憶對個體的情感影響，剖析個體旅遊記憶的構建過程，盡可能揭示其長期效應；同時，考慮到並非所有旅遊記憶都能被回憶（倪梁康，2020），回憶內容受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環境影響（劉亞秋，2010），適時梳理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對深度理解旅遊者心理、發現旅遊體驗發展變化及探討旅遊記憶的生存意義至關重要。

1.3 旅遊者情感反應

情感被認爲是有機體適應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方式（彭聃齡，2004）。在旅遊學科，旅遊者情感是因旅行經歷而引發的一系列情感反應（Russell，1979），具有階段性和差異性特徵（Coghlan et al.，2010）。旅遊者遊中情感體驗對遊後記憶的形成和保持至關重要（Tung et al.，2011），個體傾向於記住與回憶旅途中的情感高峰，表達富含積極情感的旅遊經歷，通過與他人互動與分享，進一步加強和鞏固這些記憶（Fredrickson，2000；Sterchele，2020）。因此，激發旅遊者積極情感，了解其構成及影響因素是創造難忘旅遊記憶的重要途徑。

Servidio等（2016）從回憶視角，探究遊客在預期、前往、現場與返回四個階段的情感演變，提出幸福、恐懼、快樂、驚喜與悲傷構成難忘旅遊記憶的情感層面；爲深入理解旅遊者情感體驗，Jiang 等（2022）從現場情感與記憶情感兩個角度，分析比較了遊客在景區內情感反應的時空分布特徵，發現憶後表達更多消極情感，主要源於遊客遊前階段記憶。從情感的影響因素來看，個體認知評價、社交距離、旅遊情境等均會影響旅遊者的情感反應（Francesc，2022；Magnini et al.，2011；王璟等，2022）。同時，這些情感會進一步影響旅遊者滿意與忠誠、主觀幸福感與行爲意愿（Yüksel et al.，2007；塗紅偉等，2017；余潤哲等，2022）。在既有研究中，學者們通常使用積極與消極兩個維度測量情感反應；程勵等（2023）基於紅色旅遊情境，將旅遊者的情感反應進一步劃分爲積極情感、消極情感、積極的負面情感三個維度。

旅遊者情感受到旅遊體驗研究的普遍重視，聚焦於在場或憶後情感體驗研究。然而，從個體記憶視角，探究旅遊情感體驗記憶（如回憶美好的旅遊體驗）對旅遊者個體生活情感的影響過程研究相對較少。旅遊世界與生活世界的“衝突”與“對抗”時有發生（如疫情、時間緊張等），個體憑借回憶以往旅遊經歷調節自身情感，適應原本生活和現實世界的變化。因此，研究回溯旅遊記憶對旅遊者日常生活情感反應的影響值得重視，具有現實意義，是檢驗記憶持續影響力的關鍵表徵，也是旅遊者內在心理需求和外在行爲表現的導引。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微博作爲個人社交媒體的典型代表，以其受衆面廣、私密性強、言語自由度高等優勢成爲個體自我表露、情感呈現及記憶敘事的重要平台（謝新洲等，2016；姚延波等，2021）。疫情防控期間，非慣常環境下的出遊活動受到衆多條件限制，旅遊者出遊時間和頻率大幅下降，旅行自由訴求引起民衆強烈共鳴，面對旅遊安全威脅及生命健康擔憂，旅遊者常借助個人微博平台，加之微博話題引導（如#旅遊回憶殺#、#疫情前的旅遊記憶#），回憶以往旅遊經歷，以期獲得情感代償，爲個體旅遊記憶的書寫與建構提供了重要契機（崔妍等，2022；劉建義等，2022）。這種回憶行爲具有主動性和自覺性，與以往旅遊網站的遊記、問卷、訪談等數據相比，個體的回憶內容具有充分的選擇自由權，不基於設定的景區景點及地域，常以自述、自敘、回憶錄的文字形式爲主，屬於個人獨自分享的記憶（陳麗宇等，2022；陳桃蘭，2020）；通常情況下，個體從更廣的旅遊歷程中，回溯旅遊記憶，揭示了旅遊在個體生活中的意義。考慮到長時記憶的保持以數周至終生不等，個體易根據實際生存處境，適時再現記憶內容，以滿足當下需求(Brayadi et al.，2022)；而自疫情防控後，微博成爲個體記憶呈現和公衆情感表達的集散地（邊曉慧等，2022）。故文章爲保證數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選取了用戶活躍度較高的微博自述式旅遊記憶文本數據作爲本研究的樣本來源。

2.2數據採集與預處理

由於旅遊者文本表達中對“旅遊”與“旅行”，“記憶”與“回憶”並無明確區分，本研究通過“旅遊+記憶”“旅遊+回憶”“旅行+記憶”“旅行+回憶”組合搜索，運用網絡爬蟲軟件抓取疫情防控後（2020年1月21日）原創微博內容數據。在數據採集中發現，個體多以年爲單位回溯疫情前的旅遊記憶，2021年個體旅遊記憶的分享行爲達到高峰，自2021年後，新出現的個人博文及其熱度指標（轉發、點贊、評論等）總體呈減少趨勢。此外，考慮到疫情影響的階段性及微博文本具有碎片化、發散式、中短篇爲主等特徵，爲盡可能保證數據的完整性與集中性，文章截取疫情防控後兩年內（2020年1月21日——2022年1月21日）的微博內容數據作爲本研究樣本時間期限，共獲取文本數據15749條。

爲進一步確保數據的質量和信度，採取以下樣本微博文本篩選條件：1）人工閱讀剔除重復、與主題無關（如旅遊媒體宣傳、明星引流等）、只有視頻或圖片而沒有文字記載的文本；2）刪除敘事文本中旅遊者未實際參與、字數過少、語言表達邏輯不通的內容；3）人工精讀合並同一用戶回憶旅遊時，分時或分日期發布的文本；4）人工精讀僅保留敘事文本中出遊時間在疫情前的旅遊記憶；5）敘事文本需涉及旅遊記憶相關情感表達。另外，通過對獲取數據進一步清洗，去除話題標籤（如#旅行回憶#）、表情符號、網址鏈接（如httcp://t.cn/A6MoobzS）、@用戶名（包括轉發路徑上的其他用戶名）、數字、統一數據類別（如繁體、英譯中）等，最終獲得有效文本數據1846條，共計346759字。其中，隨機選取2/3的文本數據用於編碼分析（W0001-W1232），剩余1/3的文本用於理論飽和度檢驗（S001-S616）。

2.3研究方法

2.3.1扎根理論分析法

扎根理論是通過對文本資料進行閱讀分析、編碼發掘、發現概念與邏輯關系並建立理論的研究方法，其中對資料進行逐級編碼是最重要的階段（陳向明，1999）。作爲一種質性研究方法，廣泛應用於旅遊研究中較爲抽象的研究命題，如旅遊者情感、認知等方面。Marschall（2015）認爲旅遊記憶是個體經驗積累和自我意識的表現，適合從質性層面進行研究。故本研究採用扎根理論編碼範式，結合收集到的文本數據和MAXQDA 12軟件，通過开放式編碼提取概念、主軸式編碼凝練範疇和選擇式編碼構建核心範疇的程序化編碼步驟，對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與分類依據進行歸納提煉。

2.3.2情感分析法

考慮到數據文本容量與情感的復雜性，文章採用基於情感詞典的分類方法對文本進行情感分析，以期較充分反映文本的非結構性特徵。首先，以HowNet詞典爲基礎詞庫，通過對扎根編碼中情感反應範疇對應語句進行情感詞篩選，包含個體遊中的情感狀態和憶後的情感反應，構建個體旅遊記憶專屬情感詞典。詞典最終包括正向詞匯3828個，負向詞匯3682個；另考慮到中文語言表達的邏輯性，刪除偏僻並合並重復的程度副詞、主張詞，獲得程度副詞205個，主張詞36個。

其次，將預處理後的微博文本和擴展後的情感詞典作爲自定義詞典分別導入ROST EA1.9.04情感傾向分析軟件算法程序，分析個體旅遊記憶情感傾向，軟件情感傾向和強度劃分見表1。最後，運用同樣的思路，通過ROST CM進行詞頻分析，提煉出情感高頻詞和情感詞，並結合Gephi社會語義網絡分析，探析旅遊者情感反應特徵。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

3.1.1开放式編碼：提取概念

开放式編碼的主要任務是以开放客觀的態度，將質性材料打散逐步概念化與範疇化的過程，通過反復比較、重新組合界定，從而提取概念（鄒永廣等，2014）。本文通過MAXQDA 12軟件對原始文本進行多次編碼提取與界定，共獲取1619個編碼片段，建立179個代碼節點，後經過反復比較和整合得到30個初始範疇。部分开放式編碼示例如表2所示。

3.1.2主軸式編碼：提煉範疇

主軸編碼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對开放編碼所得範疇重整與關聯，發現與建立範疇之間的潛在邏輯關系（王美鈺等，2022）。本研究將开放式編碼得到的30個初始範疇重新整合並進行邏輯關聯提煉，獲得11個主範疇，並根據具體特徵與類屬關聯命名爲記憶喚醒、記憶建構、出遊動機、行程安排、人際互動、印象評價、基礎要素、回憶體悟、旅遊安全、情感反應、行爲意向。主範疇、對應範疇及包含概念如表3所示。

3.1.3選擇式編碼：核心範疇

選擇式編碼的主要任務是從主範疇中挖掘核心範疇，將其與其他範疇相聯系，通過系統分析賦予關系，並補充概念化尚未發展完備的範疇，形成整個質性材料的完整邏輯（何月美等，2019）。通過對所得的30個初始範疇與11個主範疇進行深入系統分析、賦予關系，並不斷比較原始文本資料，發現邏輯路线，構建模型（圖1）。在此過程中，提取“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爲核心範疇。旅遊者在生活世界中，經外部刺激，喚醒個體旅遊記憶；通過個體記憶建構，形成體驗記憶認知；隨後，投射與表達其憶後情感與體悟的邏輯過程，均是個體旅遊記憶內容的表徵，記憶回溯歷程及場域的轉換體現了個體旅遊記憶的結構性邏輯特徵。

另外，通過對剩余文本（S001-S616）執行與前文所述扎根理論編碼提取概念及範疇相同的操作程序，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結果顯示，模型中的範疇已較爲完善，並未發現新的範疇及邏輯過程，說明理論已達到飽和。

3.1.4 內容特徵模型構建的邏輯路徑分析

基於前述編碼與範疇提取，根據範疇之間的邏輯關系，詮釋個體旅遊記憶內容特徵模型的邏輯路徑。

（1）生活世界——記憶喚醒

記憶依賴於大腦，經由外界刺激喚醒，塵封於時間中的個體記憶只有被再次喚醒才能彰顯其意義所在（杜松平等，2021）。身處生活世界的旅遊者，受到諸如“經費原因”（W487），“疫情蔓延”（W434），“工作太忙碌”（W540）等客觀條件制約，亦或“闲來無事”（W1244），“深夜失眠”（W579）等自身狀態影響，訴說“想念能去旅遊的日子”（W722）的內心獨白，主動或被動地借助多種記憶載體（照片（W578），視頻（W320）等），喚醒儲存於自身腦海中的旅遊記憶，重新感受旅途中的情景與心境，滿足旅遊者當下的需求。實際上，是旅遊者在生活世界中，面臨疫情的社會環境，旅遊出行受限的實際情境，誘發個體對旅行自由的共鳴和訴求，基於不同的喚醒原因與方式，回溯個體旅遊記憶的結果表徵。

（2）交融世界——體驗記憶認知

記憶喚醒後，記憶會爲了迎合個體當前意愿與需求而對過去事件進行重構，其建構過程受記憶偏差與記憶強化的影響（桑森垚，2016）。正如旅遊者回憶時說到“突然看到這張照片，好像是成都還是重慶，只記得當時玩的啥了”（W462），“最近總是反復回憶起以前沒有疫情出去旅遊玩過的地方”（W808）。此後，產生以往旅遊經歷的記憶認知，個體通過對過去作出適應性的調整、補充或想象，使之更傾向於“可被接受、可被理解的真實”，經由語言表徵旅遊體驗相關記憶，實際上是講述旅遊故事的過程（楊治良，1994）。

通過反復比對主範疇之間的邏輯關聯發現：在時間維度上，旅遊者在講述旅遊故事時，記憶認知涵蓋遊前、遊中、遊後三個階段，與以往使用遊記、問卷及訪談數據發現的旅遊體驗記憶歷程一致（Park et al.，2016；胡潤鴻等，2019）。受記憶形成的首因效應和峰值理論的影響，個體回憶時，強調時間的主觀意義，不論是“2016年，是我第一次長途旅行”（W405），還是“三年前，意大利之旅，是我心中的白月光旅行回憶”（W935）等表述均表明旅遊者更容易回憶起難忘的旅遊記憶（Tung et al.，2011），個體對這一時間節點進行了標記。

在具體內容上：1）遊前階段，多表現爲闡釋當時的出遊動機與行程安排。“懷着對西部的憧憬，向西而行”（W25），“朋友相約，從太湖仙島到黿頭渚”（W353）闡釋記憶中旅遊的原因與路线安排。這與以往扎根研究，對遊前階段的範疇提取結果不同，在旅遊出行受限情境中，個體旅遊記憶表達凸顯何時、何地及爲何前往，而往往忽略對出遊信息收集（Park et al.，2016）、體驗預演與成本估計（鄭玉蓮等，2021）等現實性因素的回憶，更多闡釋記憶事件的連續性，並不具體表達遊前准備工作；

2）遊中階段，是記憶認知的主要部分，由基礎要素、人際互動、旅遊安全、情感狀態及印象評價5個主範疇構成。其中，美食美景兩大基礎要素與遊中情感狀態構成難忘旅遊記憶的主要維度，突出強調某些重要細節或情感高峰，如“風很大，看到了超級美的日落，很开心”（W144），與Chandralal 等（2015）學者表明，感知新奇、感知意外與遊中情感，構成難忘旅遊記憶的內容研究結果相似；同時，與人的互動影響旅遊者遊中的情感感知（Yu et al.，2021），個體回憶時，集中於闡釋遊客間人際互動的積極情感；此外，研究發現，受疫情社會環境影響，旅遊者易產生旅遊安全的記憶與反思，如“在日本差點身無分文的走丟”（W978），“越南的安全性也不好”（W1209）等，旅遊安全問題在遊中記憶認知中被強調，常引發旅遊者消極情感，這一因素在以往旅遊體驗記憶內容研究中較少顯現（文捷敏等，2023）。總體上，遊中記憶認知體現旅遊者以旅遊經歷爲對象，闡釋遊中情感，形成印象評價的基本邏輯，是個體記憶視角下，目的地意象形成的認知模式。

3）遊後階段：主要爲目的地行爲意向的表達，驗證了以往學者的研究（文捷敏等，2023；胡潤鴻等，2019）。其中，相較於推薦意愿，旅遊者具有較強的重遊意愿，展現個體記憶的主體特徵，記憶分享的利他動機較少體現（Lin et al.，2022）。

在場域轉換上，旅遊體驗的記憶認知是旅遊者在生活世界中，回溯旅遊記憶，歷經生活世界到旅遊世界的場域轉換，表達個體未來旅遊意愿，受生活世界（如出遊受限現狀和自身狀態）影響，本質上是旅遊世界與生活世界的交融（楊振之，2022）。

（3）生活世界——情感反應與體悟

此後，旅遊者將旅遊體驗記憶認知投射到當前的生活世界，個體記憶從旅遊世界回歸生活世界，面對現實生活中，疫情影響的不確定性及主體被動性，出遊活動受限現狀，表達憶後情感與體悟，這是旅遊者自我意識與本質需求的重要體現，彰顯個體旅遊記憶的生存意義。研究發現，憶後表達比真實體驗具有更強烈的情感特徵，強調美好旅遊記憶對個體生活的情感影響（Wirtz et al.，2003），如“淚崩了！超珍貴的回憶”（W848）；同時，正如遊客所述“感謝過去的自己，讓我擁有一段美好的旅行回憶，若不是過去勇敢追夢，我也不會遇見這么好的自己”（W890），回溯旅遊記憶亦會引發旅遊者回憶體悟，對個體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心理療愈、自我認知與反思、回憶價值等方面（Rahmani et al.，2018；陳曄等，2020）。進一步補充了旅遊體驗“在場性”的研究，細化了個體旅遊記憶的研究情境，在旅遊出行受約束的生活情境中，挖掘回溯旅遊記憶對旅遊者個體生活的情感影響，是旅遊本質研究的關鍵。

3.2 個體旅遊記憶的情感反應

根據ROST EA研究結果（表4），在1846條有效文本中，積極情感表達共有1356條，佔比73.46%；消極情感文本有235條，佔比12.73%；無明顯情感傾向的文本共有255條，佔比13.81%。可見，個體旅遊記憶的情感表達總體呈積極傾向，富有積極傾向的文本數量是消極傾向的6倍。積極情感多源於以往旅遊經歷中的美好記憶點，旅遊出行受限爲消極情感表達的重要影響因素，如“疫情泛濫，天天靠着旅遊照片回憶日子，只能被迫接受，挺糟心的”（W770）。

3.2.1 積極情感

積極情感文本中，共有一般積極情感文本312條，佔比23.01%；中度積極情感270條，佔比19.91%；高度積極情感文本最多，共774條，佔比57.08%。故旅遊者在回憶時具有較強的積極情感表達。

3.2.2 消極情感

消極情感文本中，以一般消極情感爲主，佔比50.64%；中高度消極情感佔比相差甚微，分別佔比25.10%和24.26%。個體旅遊記憶的消極情感傾向主要以輕度的消極情感爲主，較少有極端的消極情感。

3.2.3 情感反應特徵

根據ROST CM情感高頻詞和關鍵詞提取結果，並比對扎根理論情感反應編碼，整理出排名前10位的情感詞（表5）。可見，旅遊者憶後情感表達較爲豐富，其中積極情感詞佔比較大，有美好、快樂、喜歡、懷念等情感；消極情感多以遺憾、不好、可惜、難過等詞體現。

另外，通過構建積極與消極情感文本中的高頻詞共线矩陣，運用Gephi軟件剔除相關度低的節點連线，生成社會語義網絡圖（圖2）。在積極情感文本中，社會語義網絡圖由41個節點，90條邊構成；在消極情感文本中，由45個節點，85條邊構成，兩者的基本結構相似，均以“回憶”“旅遊”“旅行”“記憶”作爲核心節點構建關系網絡，度中心性高，與其他節點聯系緊密。旅遊者回憶時，記憶要素有較大共性，集中在對“景點”“住宿”“照片或視頻”“城市”等方面的描述。通過對比節點特徵詞發現，諸如“結束”“遺憾”“兩年”“出門”等詞只出現在消極情感文本中；而“喜歡”“快樂”“分享”“期待”等詞則出現在積極情感文本中。其中“美好”一詞與主要核心節點均有鏈接且關聯度高，旅遊者美好的旅遊記憶點多源於美景美食、人際互動等，進一步驗證了扎根研究結果，消極情感主要受旅遊出行受限的影響，表現在憶後情感表達中。

3.2.4情感反應類型

在以往研究中積極與消極情感常以對立的形式呈現，多數認爲兩種情感無法同時出現（Larsen et al.，2011）。然而，在文章編碼過程中，我們發現個體旅遊記憶的情感反應具有復雜性，積極與消極情感存在着四種變化路徑。

前兩種爲傳統意義上的完全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表達。如：“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的郵輪旅遊，真快樂！真興奮！是我的美好回憶”（W192），“除了逛景點，泥漿浴就是放一桶泥漿，進去泡15分鐘，好無聊好沒勁啊，回憶起來一點意思沒有”（W1209），在回憶過程中，旅遊者將遊中情感狀態正向強化或陷入反芻思維產生前後一致的情感反應。

另外兩種爲情感不一致的表達。一種爲積極的負面情感，如“回憶了以前旅遊的時光，雖有爭吵、生氣，但還是讓人感慨自己真的成長了”（W155），在面對負面情緒時，旅遊者採用正念的認知重評策略來調節自身情緒並引發正面思考；另一種爲消極的正面情感，表現爲旅遊者回溯過程中將旅途中積極的旅遊記憶與自我現狀進行比較，引發消極情感，如：“旅遊也太快樂了，瘋狂回憶然後就很難過”（W1231）。總體上，積極情感與積極的負面情感佔比較大。

因此，文章進一步將憶後情感反應分爲積極情感、積極的負面情感、消極情感、消極的正面情感四個維度，並構建情感反應邏輯路徑（圖3），以期更全面反應個體旅遊記憶的情感反應特徵。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文章基於旅遊出行受限現實情境，運用扎根理論分析法和情感分析法，解析旅遊者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與情感反應。綜合得出以下結論：

1）個體旅遊記憶是一種當下化的回憶行爲，反映旅遊者心理過程，其內容包含記憶喚醒、體驗記憶認知與憶後情感與體悟3個階段。個體在生活世界中，自由回溯旅遊記憶時，不局限於體驗記憶認知，往往注重闡釋記憶喚醒的原因和方式，及記憶回溯對個體生活影響。其中，旅遊體驗記憶認知遵循遊前、遊中、遊後的邏輯路徑，傾向於回憶難忘而美好的旅遊記憶（Tung et al.，2011）。具體而言，遊前階段，集中於表達出遊動機和行程安排，而往往忽略對遊前信息收集和處理的回憶（Park et al.，2016）；遊中階段，突出強調遊中美景美食、遊客間人際互動等重要細節與情感高峰，較少表達目的地設施、服務（Saayman et al.，2015）等客觀條件，轉而關注目的地旅遊安全問題；遊後階段，以重遊意愿表達爲主，記憶分享的利他動機，如推薦意愿（韓麗軍等，2021）、多樣消費意愿（鄭榮娟等，2014）等較少，個體分享的記憶具有自我導向性（Brake，2012）。基於個體旅遊記憶內容特徵與場域轉換實際，文章構建了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模型，即生活世界的記憶喚醒、交融世界的記憶認知與生活世界的憶後情感與體悟。

2）個體旅遊記憶情感反應總體呈積極傾向，且高度的積極情感佔比較大。文章在Jiang等（2022）研究基礎上，將旅遊者記憶情感研究延伸到個體日常生活，旅遊者更愿意回憶積極的旅遊記憶，以調整和適應現實生活；憶後情感反應比真實體驗具有更強的情感特徵，因旅遊者情感認知重評策略（強化、反芻、比較、正念）而有所不同（張野等，2022），但仍以積極情感爲主。

3）個體旅遊記憶的情感反應類型可細分爲積極情感、積極的負面情感、消極情感和消極的正面情感四個類別，其中，積極情感與積極的負面情感佔比較大，如美好、快樂、懷念、遺憾等。進一步補充了二維（李君軼等，2018）與三維（程勵等，2023）的情感體驗劃分標准，揭示遊中情感對個體生活的持續影響。

4.2 討論

文章的可能貢獻在於：其一，提出了個體旅遊記憶研究的現實情境，文章借助疫情契機，旅遊出行受限社會環境，進一步揭示了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變化特徵，並闡明其構建過程，解析旅遊者內在心理需求，深化了以往旅遊體驗記憶研究；其二，將記憶情感體驗的時間維度延伸到個體生活，利用疫情期間的記憶沉澱，拓寬了旅遊記憶影響的長期效應；其三，切實從實際生活出發，關注回溯旅遊記憶後，個體的情感變化，對旅遊本質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基於此，本研究爲旅遊管理與經營者了解旅遊者的本質需求，優化旅遊環境、提升旅遊產品和服務質量水平提供了參考和依據。第一，基於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變化，細化和區分旅遊記憶要素，提升旅遊產品與服務質量。受社會文化環境影響，旅行方式從一般性體驗消費轉變爲選擇性體驗消費，旅遊經營與管理者應重視美食美景等基礎要素的深度挖掘，營造遊客間互動創意場景，开發獨特、新奇、深度參與的難忘型旅遊記憶要素，盡可能規避安全、環境、服務風險的遭遇型旅遊記憶要素；第二，優化在线旅遊環境，發揮回憶體驗優勢，維護主客關系。旅遊地與景區可設計喚醒旅遊記憶的社交媒體管理战略，鼓勵旅遊者在遊後階段共享經驗本身，通過提供照片、紀念品、視頻等象徵性記憶喚醒載體，誘導遊客重訪；第三，關注旅遊者情感變化特徵，提供人文關懷，如節日問候、定期回訪，展現非功利化的主客關系，同時可通過情感營銷細化，滿足旅遊者多樣化情感需求。

4.3 局限與展望

作爲一項探索性研究，文章仍存在一些需深化探討的部分：首先，文章數據受社交媒體用戶年輕化限制，無法覆蓋所有人群。未來可擴大樣本選取渠道，探究中老年群體的個體旅遊記憶特徵與情感反應，增加主動式訪談、情景實驗等线下數據收集方式，對研究結果進行補充。其次，本文主要採用的扎根編碼質性研究方法本身存在主觀性判斷問題，後續可採用實驗法等其他方法進行補充驗證。最後，研究結論的進一步深入還有待加強。在旅遊出行受限情境下，個體旅遊記憶的情感反應對旅遊者心理健康、幸福感等變量的研究仍需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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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薦讀】個體旅遊記憶的內容特徵與情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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