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傑｜當紹興遇見敦煌

編者按：紹興和敦煌作爲中國兩座歷史文化名城、東亞文化之都，世人皆知，但極少有人了解這兩座城市之間的歷史淵源和彼此關系。

中國幅員遼闊，南北城市之間地域文化差異很大，但在中華文明孕育、生長、發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它們命運相通，文脈相連。9月14日－19日晚19: 22央視紀錄頻道播出四集紀錄片《敦煌遇見紹興》，分別從敦煌、紹興的石窟文化、書法文化、詩詞文化及文化傳承四大板塊入手，以數千年中國文化史爲軸线，以絲綢之路爲紐帶，深入挖掘兩座城市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內涵，用奇妙的歷史交集和古今人物互動，喚醒了紹興、敦煌的城市文化記憶。

今天出版的《紹興日報》，大篇幅刊發了浙江省非遺保護協會副會長、紹興市非遺保護協會會長、紀錄片《敦煌遇見紹興》總策劃何俊傑的文章。

何俊傑會長在7月31日《紹興日報》已曾載文《唱好“雙城記”，打造城市文化交流樣本》，談了該紀錄片的價值和意義，經本號，被文旅中國、光明日報、學習強國、人民號及澎湃、騰訊、搜狐、網易、頭條、百度、UC等數十家新媒轉載，受到廣泛關注。

現全文轉載何俊傑會長的文章《當紹興遇見敦煌》，分享讀者。

越地勝景

敦煌佛像

當紹興遇見敦煌

何俊傑

紹興與敦煌，一個是自秦設置的會稽郡，一個是自漢崛起的敦煌郡，同爲光耀中國史冊的兩大名郡；一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一個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橋頭堡，共同折射着絲路精神的光芒。

一支大漠上吹奏了千年的羌笛，一壇唐詩裏浸泡了千年的花雕，遠隔千山萬水的南北兩座歷史文化名城，因2021年共同當選“東亞文化之都”，激活了兩座世人皆知文化名城間的歷史淵源和彼此關系。

今天晚上黃金時段，四集紀錄片《敦煌遇見紹興》在央視首播，一部21世紀中國南北文化名都的“雙城記”華彩登場。四集節目從9月14日至9月17日晚連續播完。

會稽山

絲路雙生

敦煌與紹興“佛緣”深厚。

早在1700多年前，敦煌僧人就南下會稽郡傳習佛法。作爲國內开鑿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石窟，敦煌莫高窟成爲石窟藝術從西域到中原、南方的二傳手，而“越國敦煌”紹興就有中國南方僅存的南朝大佛——新昌大佛。

公元486年，齊梁高僧僧護發愿造像，經弟子僧俶、僧佑接替30年鑿成這尊16.3米高的彌勒石佛，史稱“三生聖跡”。

新昌大佛

西晉末年，中原經過“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後，北方落入胡人之手。隨着士家大族衣冠南渡，中國的文化中心移至南方。有“昔之關中”之稱的會稽郡，隨着中原名士和高僧的匯聚，成爲佛教中國化的一大陣營。代表佛教理論中國化的般若學“六家七宗”中，“五家七宗”就开創於會稽新昌。其中緣會宗的开創者於道邃，竟然是一位敦煌僧人。

在於道邃當年禪修的千佛禪院裏，保存着江南罕見的南朝造像原跡。隨着上世紀60年代被裹的水泥脫落，依稀露出南朝造像的典型特徵——“褒衣博帶”和“秀骨清像”。如果把石窟藝術的第一次中國化浪潮比作中西合十的雙手，來自“中”的影響就是代表南朝審美的“褒衣博帶”和“秀骨清像”。在多民族割據的魏晉南北朝，代表中華文化的是南朝文化。

敦煌莫高窟

江南水鄉，紹興工匠鑿石爲佛。沙漠彼端，敦煌工匠以泥塑佛。異曲同工的是，他們用中國自信和中國審美塑造了一個石窟新世界，在隋唐共同迎來石窟藝術中國化的第二次浪潮。

更大的文化偉力是佛教中國化後，西來的佛教和石窟藝術完全中國化後，又以全新的中國模式遠播到海外，並成爲日韓等國佛教的母本。

柯巖石佛

追溯迎接西來之佛的海路，正是中國佛教東傳的海路，而它的起始點在紹興。

始建於春秋的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最古老的人工水道，由隋唐、京杭、浙東三大運河組成。其中，浙東運河最早开鑿的部分，是紹興境內勾踐所建的山陰故水道。東晉會稽內史賀循主持开鑿西興運河後，貫通了整個浙東運河。

敦煌，漢唐的“華戎所交一都會”。紹興，浙江的“羅馬”。盡管遠隔千山萬水，它們卻因絲綢之路血脈相連，成爲彼此的詩與遠方。

浙東古運河

書法雙聖

草聖張芝生於敦煌，書聖王羲之成名於紹興。而王羲之一生心慕手追的偶像，恰是張芝。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終於練成連綿跌宕的“一筆草書”。草書的誕生，讓中國漢字書寫變成了一門獨立的抽象藝術——書法。被稱爲“天下第一行書”的王羲之《蘭亭序》，是中國書法的裏程碑，其藝術高度至今無與倫比。

蘭亭

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從敦煌西北到居延海的漢長城沿线發掘出3000多枚漢代簡牘和殘片，無意中打开了一個漢代書法“原始森林”。

在流沙中掩埋兩千年的敦煌、居延漢簡重見天日，法國漢學家沙畹將其中700多枚漢簡結集成冊在巴黎出版，震驚了國際漢學界。

最早關注敦煌漢簡的中國學者，是紹興上虞人羅振玉和自己的親家、海寧人王國維。兩位大國學家合著的中國第一部漢簡研究專著《流沙墜簡》出版後，同爲紹興人的魯迅先生贊嘆：“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

敦煌藏經洞

穿越2000年時空，拂去歲月的沉沙，漢代書法的全部祕密袒露無遺。張芝與王羲之的互動，一直延伸到了敦煌藏經洞。

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古代寫本6萬多卷。敦煌再次震驚世界！數萬卷墨書真跡五體俱全，翔實記錄了漢字從篆隸向草書、行書、楷書過渡的全過程。更讓人稱奇的，是唐代經生臨摹的王羲之《蘭亭序》全文。藏經洞還留下王羲之的《十七帖》臨本，以及王羲之書法論著《筆勢論》殘卷。而敦煌唐代卷子，更是隨處可見“二王”遺風。這說明唐代以後，王羲之書風已吹度玉門關，融入敦煌書法家的血液之中。

蘭亭序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字。而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漢字與書法的傳承。草聖張芝，書聖王羲之，是中國書法不可逾越的兩座高峰。

從王羲之遙贊張芝，到敦煌經生追捧“二王”，敦煌和紹興的這場千年書法對話，猶如南北兩城的一次熱烈而持久的精神擁抱。南北書風兼容互動，共同鑄就了中國書法的黃金時代。

紹興古城

山水之遠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因“狀若千佛”引發莫高窟營建的三危山，是敦煌的一個文化地標。

《尚書·禹貢》中的“竄三苗於三危”，指堯舜禹時期，中原華夏部落擊敗江漢的三苗族群，並將三苗人發配到敦煌大漠的三危山。比族群之爭更迫切的是洶湧而來的洪水。大禹一改前輩以堵爲主的治水方式，在九州疏通九條河流，導入大海或沙漠，其中就包括“導黑水至於三危”。

會稽山大禹陵

大禹一生中封禪、娶親、計功、歸葬所在的會稽山，是紹興的文化之根。鮮爲人知的是，遠在4000多年前，敦煌和紹興就曾因大禹有過互動。

2017年紹興啓動編制《中國禹跡圖》，正是一件意義深遠的偉大工程。數千處確切的地理坐標，讓大禹這位治水英雄和立國始祖的形象變得清晰，也復活了4000多年前敦煌和紹興的一段交集。

紹興發端的“禹跡圖”成果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中國山水畫源起於東晉顧愷之，但魏晉至唐的山水畫真跡鮮存於世。敦煌莫高窟大量的晉唐山水畫，填補了中國美術史的空白。中國山水詩的鼻祖是東晉會稽人謝靈運。《全唐詩》中有450余位詩人在會稽一帶留下1500多首詩作，吟出一條“浙東唐詩之路”。

從中國山水詩的發源地到中國邊塞詩的主陣地，多少愛與美的詩詞凝結爲最深的告白：山河有多美，愛國就有多深！

山水是人間的眉目，也是天地的大道。山水是我們的城池，更是文化的血脈。如果繼續以山水爲媒，敦煌和紹興還有多少相遇？

它們在大禹的行跡中對話，在詩歌的盛宴中同行，在山水的墨色中交融，一起匯入中國精神的高山大海，挺起中華文明的脊梁。

浙東唐詩之路 剡溪

何爲故鄉

城市的煙火，在夜晚开始流動。四面八方的遊客在敦煌夜市體驗着漢唐“華戎所交一都會”的繁華，尋找當年中西使節、商客、藝人們穿梭往來的印記。

敦煌大漠

在東方古城紹興，有關“文物之邦、魚米之鄉”的記憶，散落在燈火闌珊的老街上，隨處可見的博物館裏。因古越文明的中心和公共文化的輻射，紹興被稱爲浙江的“羅馬”。當學者破譯公元9世紀中期，敦煌文獻中爲何集中出現江南文化時，紹興再一次出場。

藏經洞中署名“山陰文人張俅”的文書面世，讓一位晚唐歸義軍時期在敦煌任職的紹興文士張俅浮出水面。直到88歲時，他還在敦煌开壇講學，守護着中華文化的根脈。

紹興名人館群雕

會稽文人守護敦煌文脈的故事一直延續到當代。

先秦隸屬會稽郡的杭州，是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常書鴻和第三任院長樊錦詩的故鄉。他們身上融合了百折不撓的越人精神和“擇一事，終一生”的敦煌精神。

何爲故鄉？“敦煌的女兒”樊錦詩說：“我心歸處是敦煌。”“敦煌守護神”常書鴻說：“如果真的有來世，我將還是常書鴻，還要去敦煌。”

紹興古城

紹興與敦煌的聯系，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血肉聯系、生生不息的經典案例，是東亞文化內部緊密一體深刻關系的豹斑之一。中國幅員遼闊，南北城市之間地域文化差異很大，但在中華文明孕育、生長、發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它們命運相通、文脈相連。挖掘、傳播紹興與敦煌兩座城市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內涵，用奇妙的歷史交集和古今人物互動，喚醒紹興、敦煌的城市文化記憶，是推進新時代文化創新的生動實踐。紀錄片《敦煌遇見紹興》的價值與意義正在於此。

（作者系紀錄片總策劃、浙江省非遺保護協會副會長、紹興市非遺保護協會會長）

7月31日紹興日報

來源：紹興非遺協會

責編：勾曉慶

標題：何俊傑｜當紹興遇見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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