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西遊與東行：古代中非交往印記

近來，遊戲《黑神話：悟空》火爆全網。除了精美的制作與跌宕的劇情引人入勝之外，其蕴含的西行主題也傳遞出中華民族對外部世界的浪漫想象與不懈探索。

翻开史冊，早在唐代，便有人西行萬裏，直至非洲；元代時期，更有旅行家遠抵大西洋沿岸；明代，鄭和下西洋在非洲東海岸留下多個印記。與之相伴，來自非洲的旅行家等也不懼山海阻隔，踏上了探尋神祕東方國度的旅程。這樣的西遊與東行，成爲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鑑的有力見證。

有史可考第一個踏足非洲的中國人——

駝鈴聲聲，帆影點點。借助古代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非洲的寶石和香藥輾轉互通、延綿不絕。有史可考的第一個踏足非洲的中國人是唐代的杜環。

杜環，唐代旅行家和地理學家，陝西西安人，大致生活在玄宗、肅宗、代宗和德宗時期。其族叔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三朝宰相，所著《通典》开典志體通史著作先河。杜佑曾言：“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徵，天寶十年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

“天寶十年至西海”七個字，所隱匿的是唐朝的一次战役：怛羅斯之战。天寶十年，高仙芝率軍西徵，在中亞地區與大食軍隊交战。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在大軍臨行時賦詩：“都護新出師，五月發軍裝。甲兵二百萬，錯落黃金光。”然而，唐軍在此次战役中遭到盟軍背叛，致使全軍幾乎覆沒，衆多將士被俘。

杜環即爲战俘之一。之後，他在阿拉伯帝國境內生活了十余年，並根據見聞撰寫了《經行記》。可惜，《經行記》原書已佚。好在杜佑將《經行記》中的千余字錄於《通典》，使這部著作得以部分存世。杜環及其他被俘者先被帶往撒馬爾罕，後被帶至阿巴斯王朝首都亞俱羅。

杜環的非洲之行，是從當時阿拉伯帝國的政治中心巴士拉出發，越過蘇伊士地峽，繼而抵達埃及。他對埃及的醫術極其贊賞，說當地醫生“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开腦出蟲”。

從埃及出發，杜環陸行越過沙漠，最終到達摩鄰國。《經行記》雲：“又去摩鄰國……行二千裏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

摩鄰國具體在非洲何地？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摩鄰國位於肯尼亞境內；也有學者認爲，摩鄰國爲埃塞俄比亞阿克蘇姆；還有不少專家確信，摩鄰國在摩洛哥境內。但不論哪種說法，杜環都無可非議地到達了北非。

在阿拉伯作家的筆下，杜環穿行的道路既有“荒無人煙的沙漠”，也有“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在這條道路上，雖然“少米麥”，卻有“椰棗林立”。這一描述與杜環所記“馬食幹魚，人餐鶻莽”相符。鶻莽，即椰棗，又名海棗、波斯棗。

公元761年，杜環重獲自由。他歸心似箭，從埃及取道紅海，搭乘前往大唐的商船。經過數月航行，在廣州港靠岸。

在肯尼亞拉穆島謝拉水下遺址發掘出的釉陶器。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赤道以南的麻林地和慢八撒。 新華社 發

汪大淵和伊本·白圖泰“雙向奔赴”——

公元14世紀，兩位偉大的世界級旅行家——中國的汪大淵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幾乎在同一時期，分別從中國泉州和摩洛哥丹吉爾出發，踏上了史詩般的旅程，並最終抵達對方的出發地。

他們留下的《島夷志略》和《伊本·白圖泰遊記》，不僅生動記錄了旅途中所見的自然景觀、人文風情，更是古代中非文化交流的寶貴見證。

汪大淵，字煥章，江西南昌人。20歲時，他开始以搭乘商船的方式進行遠航。其中，第二次航行遠至非洲。

公元1334年冬，汪大淵從泉州起航進行遠洋旅行，先到達馬穆魯克王朝統治下的埃及，探訪地中海港口達米亞特，隨後乘船前往摩洛哥丹吉爾，並在返程時沿東非海岸訪問了衆多古城。

汪大淵在第二次航行中記下大量非洲見聞，耗時10年終成《島夷志略》。他在後序中說：“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

在他的筆下，東非的肯尼亞馬林迪，“石有楠樹萬枝，周圍皆水……地產駱駝，高九尺，土人以之負重。有仙鶴，高六尺許”。這裏的仙鶴，應爲鴕鳥。北非的撻吉那，“山少田瘠，氣候半熱，天常陰晦”，當地人男女身面如漆、眼圓，“女資紡織爲生，男採鴉鶻石爲活”。

與汪大淵幾乎同時，伊本·白圖泰开始了他的傳奇之旅。伊本·白圖泰，公元1304年出生於摩洛哥丹吉爾的一個法官家庭，被譽爲“蒸汽時代之前最偉大的旅行家”。

21歲那年，他經麥加，穿越阿拉伯沙漠到達伊拉克、伊朗南部、阿塞拜疆等地，後在西亞、東非數年輾轉，於公元1333年到達印度，獲任德裏大法官。

公元1342年，他充當赴中國特使。歷時數年，經海路抵達泉州。公元1345年6月至8月，他由泉州前往廣州；8月至10月，由泉州抵杭州。

公元1355年，他的旅行見聞由伊本·朱宰筆錄成書。《伊本·白圖泰遊記》介紹，泉州“出產錦緞和綢子”，是世界最大的海港；廣州街市美觀，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瓷器由此運往中國各地和印度、也門；杭州的竹器、漆器制作極爲精巧，絲綢和瓷器更堪稱一絕。

他還詳細描述了中國對海外貿易船只的嚴格查驗制度——“中國法律規定，凡船只出海，水上巡官必率錄事登船查驗，將船上弓箭手、僕役和水手都一一登記，方准放行。船舶返航，巡官再度盤查，核對記錄。如與登記不符，或有失誤，例須船主負責”。

汪大淵與伊本·白圖泰分別在20歲左右“雙向奔赴”，幾乎橫跨了當時認知範圍內的整個世界，最終抵達彼此的出發地。這不僅是歷史的巧合，更是中非人民之間長期交往、互慕互敬的結果。

鄭和七下西洋形成對非洲新認識——

從明永樂三年到宣德八年，鄭和七下西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歷時28年，遍訪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創下了人類航海史上的奇跡。其中，鄭和船隊四赴非洲，將中非古代交流推向巔峰。

《鄭和航海圖》中的過洋牽星圖之一。 （明）茅元儀《武備志》

跟隨鄭和出使西洋的馬歡、費信和鞏珍分別寫下《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對船隊所訪東非城邦的位置、氣候、居民和風俗習慣等作了生動描述，使得中國人對非洲的認識和了解大大超過前代。

在鄭和船隊四訪非洲後，中國文獻對東非沿海諸城邦的記錄變得更爲准確、詳細。唐宋時期常用“昆侖層期”“層拔”來籠統稱呼東非沿海地區；汪大淵遊歷東非時雖然記錄了如千裏馬、加裏那、加將門裏等城邦名字，但其譯音和具體內容還有模糊之處。明朝文獻對東非城邦的記載則更加翔實，如《星槎勝覽》對木骨都束國的描寫：“其國濱海，堆石爲城，壘石偉屋四五層。廚廁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發四垂，腰圍梢布。女人發盤於腦，黃漆光頂，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纓絡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曠地，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附舶遠通商貨。貧民網捕海魚。”

鄭和七下西洋期間，中國主要向非洲出口絲綢、瓷器等，從非洲進口乳香、龍涎香以及長頸鹿、斑馬、鴕鳥、獅子等。

公元1415年，麻林國貢麒麟一事成爲中非關系史上的美談。明成祖朱棣親自到奉天門迎接護送的使臣，並接受百官祝賀。麒麟是中國古代一種寓意吉祥的神獸，與索馬裏語中的長頸鹿同音。

大明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具有較爲強大的實力，但鄭和七下西洋並非爲了侵略與擴張，而是爲了與亞非各國建立友好關系，“宣德化而柔遠人”。永樂七年，朱棣命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特下敕書：“爾等祗順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正如南非前總統姆貝基所言，中國船隊到訪非洲港口所帶來的是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不是隨着歐洲人而來的奴隸貿易和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毀滅和絕望。

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通常將哥倫布發現美洲視爲全球化的起點。然而，杜環踏上非洲大陸、汪大淵和伊本·白圖泰完成從亞洲大陸到非洲大陸的穿越以及鄭和的七次下西洋，充分說明跨文化交流一直是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

這個9月，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北京舉行，中非之間的經濟合作、貿易往來、人文交流、文明互鑑掀开新篇章。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迷霧，將從古至今的中非交流推向新的高度，是我們今天向杜環、汪大淵、伊本·白圖泰和鄭和等中非交流先行者致敬的意義所在。

（作者：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 陶陶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 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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