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如風有信 | 打开南非詩歌的最佳方式

“青春詩會”是中國詩歌界最具影響力的品牌活動，是青年詩人亮相的舞台與成長的搖籃。《詩刊》社從1980年起，已成功舉辦了39屆“青春詩會”，吸納了570多位優秀青年詩人參加，每屆詩會推出的詩人和詩歌，都引起文壇廣泛的關注。

以文化人，更能凝結心靈；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爲以詩歌爲媒介傳遞青春的詩意，增進文明交流互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作家協會將於7月18日至24日在杭州和北京兩地舉辦“首屆國際青春詩會——金磚國家專場”，來自金磚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聯酋、伊朗、埃塞俄比亞等國的詩人們，將與中國詩人一道，青春同行，歌詠言志。

开幕式上，將以詩歌朗誦、情境表演、聲樂、舞蹈、戲曲等多種藝術形式，展現金磚成員國的歷史文化和詩意之美。十國詩人將圍繞詩歌創作等相關話題，展开“青春詩會”學術對話。活動期間，各國詩人將領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感受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還將舉行金磚國家青春詩人手稿捐贈儀式，讓詩歌見證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和詩人間的情誼！

“愿如風有信”，“詩人興會更無前”，我們期盼“以詩之名”的“國際青春詩會”，必將是一場如約而至的青春盛會。從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介紹參會各國文學和詩歌創作情況的文章，邀請您一起，在各國文學之林來一次青春漫遊。

南非參會詩人簡介

姆多利西·涅祖瓦

Mxolisi Nyezwa

科薩語詩人、南非多語種期刊《庫塔茲》編輯。已出版詩集《歌曲選拔賽》《新國家》等，以及回憶錄《布拉瓦無法撫慰的靈魂》。曾獲1999年伊麗莎白-哥德堡港詩歌獎、2001年托馬斯·普林格爾詩歌獎、2008年戲劇藝術文學權保組織詩歌獎、2009年南非文學獎等獎項。

沃納尼·比拉

Vonani Bila

聰加語及英語詩人，林波波大學英語講師，詩歌雜志《緹姆比拉》創始人、編輯，“緹姆比拉圖書”出版人，維姆貝國際詩歌節主任，“緹姆比拉作家之家”創始人，南非金山大學創意寫作在讀博士。著有英語、北索托語、聰加語創作的8部兒童文學作品，以及詩集《以阿曼德拉之名》《魔力斯坦國的火》《俊美的吉塔》等。曾獲2012年、2013年索·普拉阿傑歐盟詩歌獎二等獎。

阿爾弗雷德·薩弗爾

Alfred Schaffer

南非語和荷蘭語詩人、翻譯家、《荷蘭周報》文學評論員，現任斯坦陵布什大學阿非利卡語和荷蘭語系高級講師。已出版10本詩集，包括《我是誰。處罰規定》《人獸事》《水沫》《籠子》等。曾獲約·彼得斯獎、許格斯·佩爾納特獎、揚·坎珀特獎、夏洛特·科勒獎，以及荷蘭最具盛名的文學獎項彼得·科尼利祖·胡夫特獎等。

蓋蕾婭·弗雷德裏克斯

Gaireyah Fredericks

女，詩人。羅德斯大學創意寫作碩士。著有詩集《开普語是荷蘭語》《回聲》《已經一分鐘了》《齋月紀事》等，多次參加文學節並朗誦詩歌，曾獲2016年麥克格雷戈爾帕特裏夏·舍恩斯坦詩歌獎、2018年开普語推廣榮譽獎、內維爾·亞歷山大威望獎、休·霍金斯在場獎等獎項。

伊諾克·施申格

Enock Shishenge

詩人，中學教師。2005年开始創作，著有詩集《我的福音經文》《禁閉》《屬於淚水和恐懼的時代》，自傳《一個黑人孩子的掙扎》等。曾獲非洲榮譽作家獎、南非民主教師聯盟故事獎、OR坦博世紀寫作比賽獎、教育之星獎、OR坦博散文寫作獎等榮譽。

曼加利索·布扎尼

Mangaliso Buzani

詩人，羅德斯大學創意寫作碩士、教師。用英語、科薩語創作。代表作有詩集《裸露的骨頭》。曾獲2015年南非文學獎詩歌獎、2019年格倫納·盧謝伊非洲詩歌獎等獎項。

在南非詩歌中傾聽非洲之聲

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生

徐立勳

談到南非詩歌，許多讀者都會感到陌生。即便是說起非洲文學，讀者心中可能會浮現起古爾納、庫切、戈迪默這類小說家，對於非洲詩歌則缺乏一定的認知。實際上，在中非文學交流史中，詩歌一直是兩大共同體對話的窗口。2023年12月，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參加“第八屆上海國際詩歌節”，獲“金玉蘭”詩歌大獎。今年5月，南非詩人阿倫·霍維茨（Allan Horwitz）訪問中國，參加了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的“非洲文學國際會議”，並爲浙師大師生講授南非詩歌。這不禁讓人想起20世紀70年代南非詩人丹尼斯·布魯圖斯（Dennis Brutus）登臨中國大地，寫下《中國詩篇》（China Poems）的歷史時刻。在譯介方面，2010年出版的《這裏不平靜：非洲詩選》是踏入新世紀以來較爲重要的非洲詩歌譯著，其中收錄了凱奧拉佩策·考斯爾（Keorapetse Kgositsile）、布魯圖斯等南非詩人的詩作。此前，諸如20世紀90年代編譯的《非洲現代詩選》，以及聚焦第三世界革命經驗的《莫桑比克战鬥詩集》（1975）、《安哥拉詩集》（1963）等，也都表明我們對於非洲詩歌並非一無所知，相反，我們有着一定的迻譯傳統，有着傾聽第三世界文學文本的文明互鑑精神。

丹尼斯·布魯圖斯

布魯圖斯《中國詩篇》

然而，這種文化交流傳統，在西方的強權話語、文學獎項和文學評判機制的牽制下，面臨着重重挑战。如今，大多數讀者更青睞西方詩歌的諸種流派、風格、體式和思潮，對南非詩歌的體認，相對來說還是居於邊緣。若要體認南非詩歌，首先需要了解南非詩歌的基本特徵和發展流變，在歷時和共時的維度中大致把握南非詩歌的特殊性。

能量：歌詩合爲事而作

今年6月，馬塔梅拉·拉馬福薩（Matamela Ramaphosa）再度當選南非總統。恰逢新南非成立三十周年，在總統慶典儀式上，詩人恩通比·亞·姆松加（Ntombi Ya Mutsonga）身着祖魯服飾，交替用英語和祖魯語，富有節奏和韻律地歷數新南非三十年來的巨變，贊頌拉馬福薩的功績。最後，姆松加俯下身，拜倒在拉馬福薩面前，祝賀他連任南非總統。詩人歌頌新任總統這一儀式也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了。從1994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成爲南非首位黑人總統起，歷屆南非總統的慶典儀式上都會有詩人吟誦贊美詩的環節，足見詩歌在南非的至高地位。

總統慶典詩人恩通比·亞·姆松加

南非有十一種官方語言，九大部族。每個部族都有各自的詩歌表演傳統。總統慶典上的詩人及詩歌屬於祖魯人（Zulu）的贊美詩傳統，即“伊茲邦戈”（izibongo）贊美詩，而誦詩的詩人被稱爲“因邦吉”（imbongi）。科薩人（Xhosa）有“因噪米”（intsomi）這一說書人傳統。這是一種大衆化的藝術形式，一般由家中德高望重的年長女性講述。表演者通常一人分飾多角，圍繞一個核心的意象，載歌載舞地表現故事情節。索托人（Sotho）有“利費拉”（lifela）和“塞費拉”（sefela）這類詩樂舞一體的表演形式，而表演這些形式的詩人，通常被稱爲“雄辯者”（likheleke）。在前殖民時期，這些詩歌有着較強的功能性。傳唱贊美詩的詩人要在人民面前歌頌先祖和君主的豐功偉績。同時，他們以詩樂舞三位一體的形式，或是向臣民傳授君主的命令，或是回溯先人的歷史故事，或是訴說代代相傳的神話傳說。可以說，當時的詩人是人民和貴族之間、現世與來世之間的代言人和中間人。

經歷了殖民主義和西方現代性的洗禮後，本土詩歌表演的傳統和非裔美國文化、歐洲文化融會貫通，慢慢成爲南非詩歌最爲流行的形式，即表演詩或口頭詩。美國學者大衛·科普蘭（David Coplan）也把這種介乎於詩與歌之間的表演形式稱之爲“歌詩”（auriture; sung poetry）。索托人的歌詩“塞費拉”就是一例，這一類型植根於黑人流動勞工的血淚史。索托人是黑人流動勞工中的中堅力量。約翰內斯堡的黃金，金伯利的鑽石，就是在他們世代生活的土地上开採而出的。表演“塞費拉”時，他們手持吉他，伴着鼓聲，和着從阿非利卡人那裏習得的手風琴，在礦場、社區、俱樂部、地下小酒館，用代代相傳的曲調，吟唱着背離鄉土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的憂思。可以說，表演詩從南非大多數群衆——黑人的文藝傳統中來，又到大多數群衆中去。它靈活、機動，充滿能量，往往是集體表演，且形式多樣：或當衆朗誦，或配以樂舞，或佐以呼喊、哨音與嘯叫。在此，詩歌的接受者不是被動的、於無聲處獲得某種感知的讀者，而是主動的、對突如其來的聲音作出直觀回應的聽衆或觀衆。麥克盧漢說，媒介即信息。對於黑人的表演詩而言，聲音即抗爭，即尋根，即民族的自覺。

大衛·科普蘭研究塞費拉的專著書影

自由：詩歌中的爵士之聲

上世紀70至80年代的黑人大衆文藝運動是表演詩最爲繁榮的時期，更是一代新詩“索韋托詩歌”（Soweto Poetry）風起雲湧的時候。南非學者皮尼爾·沙瓦（Piniel Shava）指出，這一時期的詩歌和戲劇毫無界限，因而難以用西方的文藝標准來界定這種綜合藝術。不少工會和政黨組織下的詩社和劇團都有文藝匯演活動，向城鎮觀衆傳達反抗種族隔離、樹立民族自信的政治訊息。英格潘尼·曼丁戈尼（Ingoapele Madingoane）和曼羅蒂樂隊（Mihloti）合作的《非洲，我的开始》（Africa, My Beginning）深受大衆歡迎。長詩每一節的最後兩行反復回蕩着“非洲是我的开始/非洲是我的結束”，如爵士樂的主題樂思一般循環往復。全詩詩風自由放縱，多在鋪陳並歌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尤其是南非黑人運動史上的關鍵瞬間。曼丁戈尼用粗獷沙啞的嗓音向觀衆喊出這些負載着革命意識和尋根意識的語詞。同時，樂隊的哨笛聲和鼓聲保持着固定的節拍和韻律，並在每一節詩結束時的空當進行即興演奏。就這樣，人聲與樂聲之間形成你來我往的應答輪唱結構，頗似爵士樂的演奏形式。

《呼吸另一種聲音：南非爵士詩選》書影

凱奧拉佩策·考斯爾

蒙加尼·瓦利·塞汝特

南非黑人詩歌一直都深受爵士樂文化的影響，而且有爵士詩（Jazz Poetry）這類歌頌爵士樂手、徵用爵士樂術語作爲意象、借用各類爵士樂形式和結構的詩歌類別。姆耶沙·珍金絲（Myesha Jenkins）主編的《呼吸另一種聲音：南非爵士詩選》（To Breathe into Another Voice: A South African Anthology of Jazz Poetry），基本展現了南非當代爵士詩的藝術風貌。南非桂冠詩人凱奧拉佩策·考斯爾就是有名的爵士詩人。在訪談中，考斯爾道出了自己的創作思維，那就是在詩樂含混不清的美學空間裏組織詩歌的聲音。對他來說，寫詩就是在獨奏，詩歌是聯動音樂與詩心的橋梁。同樣是南非桂冠詩人的蒙加尼·瓦利·塞汝特（Mongane Wally Serote）也深受爵士樂影響。其詩集《牛在屠宰場的吼叫》（Yakhal’ Inkomo）的靈感，來自於南非爵士樂手溫斯頓·恩戈齊（Winston Ngozi）的同名作品。其中，《亞歷山德拉》一詩（Alexandra）的起始詩節，爲我們顯示出爵士詩的關鍵特徵——長短錯落且節奏曲折的詩行、反復簡短且蕴含獨奏之感的主題句或語詞：

原文：

Were it possible to say,

Mother, I have seen more beautiful mothers,

A most loving mother,

And tell her there I will go,

Alexandra, I would have long gone from you.

中譯：

可以這么說，

媽媽，我見過許多漂亮的媽媽，

最可愛的媽媽，

告訴她我要出發，

亞歷山德拉，我早已離开你。

實際上，不少南非爵士樂手本身也是極具詩才的詩人。南非爵士鋼琴大師道拉·布蘭德（Dollar Brand）（又名阿卜杜拉·易卜拉辛Abdullah Ibrahim）曾創作了一首音樂性極強的實驗性詩作《非洲，音樂與演藝》（Africa, Music and Show Business）。這首詩的副標題爲“一份十二音加尾聲的分析調查”。讀罷此詩，給人一種用南非地方英語演奏自由爵士之感。全詩由十二個部分加一個尾聲組成。每部分如同十二個不同音階內的主題變奏，第一行的主題詞則指向着十二個音階的主音。詩中反復出現的非洲意象和時間的象徵物，與其富有音樂美的結構一道，顯示出心靈與音樂的雙重變奏。

南非爵士鋼琴家、詩人道拉·布蘭德

不過，爵士樂在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南非黑人詩人中間，有着不少惡評。他們早年接受了教會學校的西化教育，對爵士樂可謂是深惡痛絕。南非黑人小說的先驅羅菲斯·德羅莫（Rolfes Dhlomo）認爲，這種滿是切分音的美國都市音樂能帶壞年輕一代的黑人。他的弟弟，赫伯特·德羅莫（Herbert Dhlomo），是南非黑人英語詩歌和戲劇的先驅，同樣表示過爵士樂不如貝多芬、德彪西的音樂動聽。那一代的黑人精英以隨口道出莎士比亞詩歌爲榮，其詩作也深受莎士比亞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可謂是一種西化的文人詩，但其中也不乏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中的象徵、隱喻、寓言。比之非裔美國音樂，他們更愿意取道傳統音樂，從中喚起黑人的民族自信和歷史自信。赫伯特·德羅莫的史詩《千山之谷》（Valley of a Thousand Hills），試圖將祖魯贊美詩與自由體詩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南非黑人詩歌的民族形式，其奔放、張揚、激情的浪漫主義詩風，以及重構本民族英雄原型的歷史精神，似乎與郭沫若早年的《鳳凰涅槃》等作的詩學內涵遙相呼應。

赫伯特·德羅莫的史詩《千山之谷》書影

景觀：抒情詩的多重面向

黑人詩歌受黑人民間文化、歐洲文化和非裔美國文化的多重影響，它承載着非洲文化和歐美文化之間的雙重意識。相比之下，南非白人詩歌也具有一種雙重意識。南非詩人蓋·巴特勒（Guy Butler）總結了白人詩歌的困境：白人詩人一方面認同南非的地方景觀與社群；另一方面，他們的歷史又隸屬於歐洲文化史。母國的歷史傳統和地方的社會景觀之間的疏離，使得他們的自我認同處於分裂的狀態。按學者朱振武提出的概念，這種雙重意識是殖民流散的表徵，是一種既不在此又不在彼的割裂感。

在20世紀白人的英語抒情詩中，荒野和邊地的壯美景觀是常有的意境。在這其中，講述者通常不自覺地把自我意識投射到景觀中，憑借救贖、拯救等宗教話語，激發一種神聖的崇高感，並懺悔和感懷內在的自我。從19世紀第一代詩人托馬斯·普林格爾（Thomas Pringle），到20世紀初的羅伊·坎貝爾（Roy Campbell）、威廉·普羅莫（William Plomer），再到20世紀中葉的蓋·巴特勒、帕特裏克·庫利南（Patrick Cullinan），這種崇高與悲壯兼具、世俗情致與神聖信仰並存的抒情風格已經形成了一條連貫的詩學脈絡。很大程度上，抒情詩人們印證了庫切的評價：他們是在用英國傳統的主題來應對他們的非洲背景。

蓋·巴特勒

上述詩人的代際變遷也表徵着白人自由主義寫作在詩學方面的演進。學者蔣暉曾提出南非白人文學有四種思想模式，一是民族主義寫作，二是自由主義寫作，三是馬克思主義寫作，四是後殖民寫作。大致上，白人詩歌的主題也延續了這四種模式。其中，自由主義寫作佔白人文學的大多數。這類寫作者通常懷有自由平等的精神，同情黑人和有色人種等被壓迫種族的遭遇。但與激進主義者不同，自由主義者秉承改良的精神。因而，當黑人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反抗時，自由主義者是毫不認同的。上文提及的白人詩人基本都是自由主義者。托馬斯·普林格爾的敘事詩《貝專納男孩》（The Bechuana Boy）、羅伊·坎貝爾的《祖魯女孩》（The Zulu Girl），都是白人共情黑人遭遇的人文關懷之作。

而在種族隔離晚期，由於社會關系的調整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激變，白人詩人也在追尋一種迪克·科羅珀（Dirk Klopper）所說的“本真的南非意識”，由此轉向了一種後殖民的寫作。拉斯特姆·科贊（Rustum Kozain）、斯蒂芬·華生（Stephen Watson）等詩人試圖回溯景觀背後的歷史，了解非洲歷史和日常生活之間的復雜關系。科贊《這遊移的生活》（This Carting Life）中的講述者，在大英博物館發現了裝有科伊桑人（Khoisan）檔案的盒子，他在自我糾結中想象科伊桑人的歷史。但在詩的結尾，講述者始終沒有打开“盒子”，他行將“離开/快步走向潮溼的倫敦”。

科贊詩集《這遊移的生活》書影

費魯斯詩集《我來接你回家》書影

與科贊這種掙扎着想象他者的歷史不同，有色人詩人對於殖民史的態度要更爲直接、幹淨、利落。有色人是南非歷史上的混血種人，在南非的去殖民和反種族主義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理查德·裏夫（Richard Rive）、丹尼斯·布魯圖斯等有色人作家的詩作有着和黑人反抗詩歌同源的美學特質：既有着強烈的政治介入性，又有着鮮明的音樂性。當代有色人詩人中的代表人物當屬女作家戴安娜·費魯斯（Diana Ferrus）。她的《我來接你回家》（I’ve Come to Take You Home）同樣涉及科伊桑人的歷史。但與科贊詩中的糾結不同，費魯斯的身上流淌着科伊桑人的血液，她以薩拉·巴特曼（Sarah Bartman）的悲慘命運直面殘酷的殖民史。巴特曼是18世紀末白人農場的科伊桑僕人。歐洲人見她身形奇特，將她帶到歐洲當作怪物供人參觀。最後，巴特曼死在巴黎，身體被醫學解剖。費魯斯在詩中不斷地呼喚巴特曼的亡靈：“我來接你回家/古老的群山呼喊着你的名字”“我來接你回家/我要爲你歌唱/因你賜予我安寧。”學者約翰·姆倫吉（John Murungi）說，非洲的音樂美學是一種“歸來”的美學。以重復的節奏召喚殖民史上被遺忘的幽靈，使之魂歸非洲大地，給予子一代以心靈的慰藉，這是《我來接你回家》最觸動南非讀者的審美意蕴。

喧譁：新南非詩歌與“布噪噪”詩人群

“膚色不同，人相同”（Different Colours, One People）。南非雷鬼歌手洛奇·杜布（Lucky Dube）的這首歌恰如其分地揭示了1994年民主選舉之後新南非的主流話語。種族隔離瓦解後，曾經的反抗文學模式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敵與我、黑與白的二分法似乎突然間煙消雲散了。文學應當在新南非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作家該怎樣評估種族隔離的歷史教訓？在這些問題面前，新南非作家的轉向各不相同，進入了衆聲喧譁的後殖民寫作階段。他們的創作策略和美學旨歸可謂千變萬化，充分展現出作家的藝術個性。但是，在重估社會歷史等重大問題上，他們又殊途同歸。在新南非作家的作品中，這種藝術個性和政治責任相互角逐的矛盾隨處可見。

布噪噪雜志編輯，左爲艾克·姆伊拉，中爲阿倫·霍維茨，右爲西菲弗·恩格溫雅

幾乎與新南非同一時間誕生，“布噪噪”（Botsotso）詩人群开啓了新南非詩歌的良好开端，也印證着藝術與政治的矛盾張力。“布噪噪”一詞爲茨瓦納語，指的是南非90年代青年人愛穿的一種亮閃閃的牛仔褲。現如今，“布噪噪”已在文學領域閃閃發光。“布噪噪”最早是一個詩人團體。1994年10月，阿倫·霍維茨、伊莎貝拉·莫塔丁央（Isabella Motadinyane）、安娜·瓦尼（Anna Varney）、西菲弗·卡·恩格溫雅（Siphiwe ka Ngwenya）、艾克·姆邦內尼·姆伊拉（Ike Mboneni Muila）五位詩人組建了一個跨種族、多語言的表演詩團體——“布噪噪五弄臣”（Botsotso Jesters），並在比勒陀利亞和約堡等地开展詩歌表演活動。除此之外，“布噪噪”也是南非反種族隔離結束時民間創辦的第一份文學刊物。“五弄臣”是這份刊物的主要發起者，他們想要打造一份跨種族、跨語種、跨媒介的文學期刊，力求展現“個人經驗和社會經驗的價值和真實”，體現“當代南非文化”。此後，“布噪噪”不斷更新換代，吸納新鮮血液，並因此創辦了出版社，幫助衆多南部非洲作家出版發行文學作品。如今，僅《布噪噪》雜志就已結集出版了19部文選，涉及詩歌、小說、戲劇等多種體裁。原先的詩壇“五弄臣”已成爲集文學創作、期刊發行與出版發行於一身的“多面手”。

《布噪噪》首期期刊封面

《布噪噪》主編阿倫·霍維茨說：“《布噪噪》不依賴任何組織，不遵循任何特定的政治或美學學說。”從近些年出版的詩作來看，“布噪噪”旗下的詩人在表現形式上也確實力圖突出後種族隔離時期詩人的創作個性和思想傾向。但總的來說，後種族隔離的詩人正在用詩歌彰顯日常的政治。《布噪噪》編輯西菲弗·恩格溫雅認爲，當代南非詩歌比以前更爲激進了，因爲詩人的創作更爲自由，他們大膽地表露自己的情感與思想。如果說種族隔離時期的詩人遵循着抗爭、反抗的創作模式，對個人化的抒情筆法不屑一顧的話，那么後種族隔離的詩人不僅部分繼承了反抗的主旨，而且還將這種宏大的反抗話語具體化，使之沉潛到民間與日常的肌理深處。

爲達到這一效果，“布噪噪”詩人們各自展現出不同的策略。斯扎凱勒·恩科西（Sizakele Nkosi）既是“布噪噪”詩人，又是研究“布噪噪”的學者。在詩作《獻給流亡的叔叔（曼德拉和賈布）》（for my uncles (Mandla and Jabu) in exile）中，家族的流散史表徵着種族隔離南非的歷史，而日常生活中的器物、行動、情態，都成爲詩人拷問歷史遺留創傷的載體。比之恩科西的寫實，“布噪噪”的另一位白人女性詩人蓋爾·丹迪（Gail Dendy）則把細節本身誇張化，讓陌生化的意象成爲鉤沉歷史、當下與未來之間的中介物。《行李箱》（Suitcase）裏那個無所不包的行李箱就是詩人在想象和現實中遊走的中介物。這個行李箱裝着“上星期的大暴雨”“塑料綿羊”“素未謀面的祖母”，也裝着詩人的自我，最後卻被遺留在車站，“就在它的目的地，等待陌生人/撿起它，珍惜它，繼續生活”。較之日常化的細節，巴希爾·杜·托伊特（Basil du Toit）的十四行詩集《科伊桑動詞研究》（Studies in Khoisan Verbs and Other Poems）承繼了20世紀白人抒情詩情景交融的特色，代表着“布噪噪”詩人群中的一種沉思之聲。托伊特也寫到了南非的歷史和景觀，但這些意象更多的是在呈現學者型的實證、冥想和神思。總的來說，“布噪噪”詩人盡管詩風不一，但都或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政治與文藝的相關性。如果說種族隔離時期的反抗詩歌是用咆哮聲呼喊，那么後種族隔離詩歌就是用細語呼喊。

“他們的腳踏響了土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那是和他們的皮膚一樣黝黑的土地/眼裏流出一個鮮紅的黎明。”中國詩人吉狄馬加在《古老的土地》裏如此歌頌非洲的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2014年，他獲得了南非姆基瓦人道主義獎。土地和人民，也是南非詩人布魯圖斯來到中國時所注意到的意象。他在《中國》一詩中寫道：“中國：/土地，但還不夠具象；/人民。”《古老的土地》與《中國》都渲染了中國與非洲的土地，尤其是回蕩在土地上的人民之聲。這恰恰是中非文化在詩與心靈之間的回響與共鳴。我們都根植於全球南方的文學場域，在歷史上於各自的土地上尋根、抗爭、奮鬥，爲着人民的“鮮紅的黎明”而战。即將到來的“首屆國際青春詩會——金磚國家專場”將爲我們提供聆聽南非人民之聲的機會，也將成爲增進兩國文學文化交流的重要動力。畢竟，了解南非詩歌的最佳方式，就是調動自己的感官和知覺，聆聽古老的節奏、音調和韻律，應答這片彩虹土地上的人民的回聲。

來源：文藝報1949微信公衆號

美編：王十 二審：王雪 三審：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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