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敦煌保護神”，可在其回憶錄中卻將妻子“快進”甚至省略了

在今天，常氏的名字，是和敦煌血肉相連的，你根本無法將兩者分开。當常先生騎着駱駝奔向沙漠中的敦煌，他便與那片土地融爲了一體。

問：“您近來夢見過敦煌嗎？”

答：“沒有！”

在北京木樨地一幢高高的大樓裏，問在敦煌工作了40年，而離开那兒遷至北京也已10年的常書鴻先生。未想，答案是如此堅決。

在今天，常氏的名字，是和敦煌血肉相連的，你根本無法將兩者分开。當常先生騎着駱駝奔向沙漠中的敦煌，他便與那片土地融爲了一體。甚至，作爲一名留法歸來、學有所成的西畫家，從那時起，他的畫作明顯減少。他把他全部的智慧和時間都奉獻給了敦煌，那兒也使他的名字既“敦”又“煌”了起來。這或許並非他的初愿，但卻是一種因果必然。以至，當他一歲多的小孫子與鄰家的孩子同時從二層樓的高處跌下，常家孫子竟安然無恙，甚至連外傷都沒有，而鄰家孩子卻不幸死去時，別人就感嘆常先生保護千佛洞的功德無量，終得善報。常先生並不信命，但此說卻確乎表達了善良的人們對他的一種崇敬。

常先生自幼愛畫，爲求美術真諦，他遠赴法國。他的刻苦和才華，使他在巴黎油畫界初露鋒芒，而他也沉醉在學虎像虎的成功喜悅中。直到有一天，他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偶然發現了一部《敦煌石窟圖錄》。當時的他，震驚無比。後來，他說：“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他的唯一想法是：回祖國，我要去敦煌！

可那時的敦煌，艱苦豈能以數言概之。當常先生到達敦煌不久，張大千先生在完成了考察臨摹後，握着常氏手雲：“我要走了，你還要在這裏繼續研究和保管下去，這是一個‘無期徒刑’呵。”常先生聞此語，頓感萬分悲壯。大千先生臨別還交給常氏一卷東西，囑咐等他走後方可打开。大千先生走後，常先生好奇地打开此卷，原來是一張手繪地圖，上面標有在敦煌某處溝中長有野生蘑菇等等。在蔬菜價可抵金的沙漠中，這張地圖或可價值連城了。後來，常先生按圖索驥，果然採到了一大臉盆的蘑菇，這在當時，絕對是至尊的美味。

現在，常先生也年邁體衰，很難再做細致入微的案頭工作了，但是，他卻能時而揮毫作畫。或用他所熟稔的油畫筆，畫友人送他的野花；或用毛筆，畫寫意小品，畫得最多的，就是蘑菇。常先生曾有詩雲：“敦煌苦，孤燈夜讀草蘑菇；人間樂，西出陽關故人多。”

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先生曾數次來中國，並與常先生進行了多次深入交談。兩人共同完成了《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一書。池田先生尊敬地稱常氏爲“敦煌保護神”，並如此詩意地評價常氏：“在他走過的歲月裏，歷史在閃光，美麗的人生在閃光。”

池田大作先生與常書鴻先生有過一段精彩的對話：

常先生的家中，門楣上懸着一排風鈴，穿堂入戶的風一吹來，悅耳的鈴聲便叮當叮當地響。常先生休息的“寶座”，就在這風鈴下，倘若小憩，那風鈴聲，便會遠遠地入耳，像古寺高檐下的風鐸，又像沙漠戈壁中的駝鈴……然而，常先生的敦煌卻不是夢，常先生的夢中無敦煌。這實在是因爲，敦煌原本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抑或全部。

常先生說他還會去敦煌，不管路有多遠。那裏，有他的另一個家。他居住了多年的破屋荒園仍在，他當年手植的樹，已高過屋脊，健康地在陽光下閃着光，他家的老保姆仍守護在那兒，等待着主人的歸去……

北京的家中，壁上掛着飛天畫。這是常夫人李承仙爲賀常先生誕辰而畫的作品。在每一寸的空間上，填滿了來訪者的籤名，乍一看去，宛若飛天撒出的花朵……

常書鴻自謂是“敦煌癡人”，別人則尊之以“敦煌保護神”。從一九四零年代已降，常書鴻與敦煌的名字彼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公允而論，歷史是無法將他們完全區隔的。我有常書鴻先生當年親手所贈的《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書信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和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學出版社1994版）兩種，讀過多遍。最近重讀，卻意外發現了常先生敘述那一天在巴黎舊書攤偶遇“敦煌”的蹊蹺之處。

常書鴻對敦煌熱愛的原點，據他自述，是1935年晚秋在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偶然看到了一部由六本小冊子合訂在一起的《敦煌石窟圖錄》，那是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所拍的黑白照片集錦。回憶錄中如此說：

“這一天我從盧浮宮出來，經過盧森堡公園，根據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總要經過聖傑曼大道，順便溜到塞納河畔舊書攤去瀏覽一下內容豐富的書籍。今天爲了留一點的古代美術傑作的紀念，我特意去美術圖片之部找尋……”

因爲此事關乎常書鴻極爲重要的人生節點，故而我在重讀此章節時，很費事地（例如尋找聖傑曼大道，發現現已譯爲聖日耳曼大街）在電子地圖上把常書鴻提及的幾個地標（盧浮宮、盧森堡公園、聖傑曼大道）標注了出來，試圖還原那一天常氏的行走路线，卻似乎發現了一點問題。

首先，如果從盧浮宮到盧森堡公園，是必須要橫穿聖傑曼大道的。而如果從盧浮宮經過聖傑曼大道到達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則不應會“經過”盧森堡公園；其次，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塞納河舊書攤，從盧浮宮出來直接沿河邊走是更便捷的，緣何要繞道聖傑曼大道再折回河邊呢？

不妨推測一下。也許那一天去盧浮宮常書鴻是一家三口都去的。之所以未直接沿河去舊書攤，是因爲常書鴻要先把妻子陳芝秀和女兒常沙娜穿過聖傑曼大街送到盧森堡公園。然後，常書鴻才能“溜”到舊書攤。如果僅是自己一人，是大可不必說是“溜”的。之所以會出現貌似矛盾的文字，是因爲回憶文字寫成後被“適當”刪改，目的大約是盡量刪去陳芝秀的痕跡。另有一例，常書鴻與陳芝秀1925年在杭州的結婚，回憶錄中只字未提。

與常書鴻對童年時代的清晰而有趣的回憶不同，有關陳芝秀的回憶都在有意無意中被“快進”或幹脆“省略”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遺憾。常書鴻回憶錄第一次提及陳芝秀，是1932年夏，其時常書鴻以油畫系第一名的成績從裏昂國立美術學校畢業，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此時，距常書鴻與陳芝秀在杭州結婚已七年、距陳芝秀赴法已四年、距他們以裏昂一條河流命名的女兒常沙娜出生已兩年。

常書鴻陳芝秀一家三口在巴黎先是安家在十六區的巴丁南路，後來搬到塔格爾路，他們家始終是朋友們聚會的場所。1934年成立“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即設在常家。陳芝秀在相夫教女的同時，自己也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雕塑，與法國姑娘王合內（1912—2000，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教授）成爲同班同學。參看王合內的簡歷，入學時間當在1933年。王合內與王臨乙後來成爲中國美術界所羨慕的“神仙眷侶”，他們的初次正式見面，就是在常家。陳芝秀是中國第一代留法的女雕塑家，這個定義應該是確定的。

1936年常書鴻回國，任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系主任，陳芝秀攜女繼續留在巴黎求學。同年，王臨乙亦被聘爲北平國立藝專雕塑系教授，後赴巴黎與王合內成婚，王合內肄業並於翌年2月隨王臨乙到中國。陳芝秀與常沙娜大約在7月也回國，與常書鴻在上海重聚。

此時的北平藝專因抗战烽火四起，而开始了“八千裏路雲和月”的流浪，先是江西庐山牯嶺，然後湖南沅陵，再輾轉至貴州貴陽。

1939年2月4日，日軍飛機對貴陽大轟炸，成爲一個重要事件，從後來的發展看，也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很多家庭、很多人的命運，包括常書鴻、陳芝秀、常沙娜一家。那一天，常書鴻因事外出、王臨乙王合內夫婦去郊外遛狗，均逃過一劫。但常家、王家的臨時住處被炸，所幸陳芝秀和女兒死裏逃生。因住處被完全炸毀無處可去，貴陽的一個天主教堂，不僅爲他們提供了棲身之處，還給予了一定的精神撫慰，陳芝秀和王合內正是在那時一起接受了天主教。

國立藝專於本年春再遷至雲南昆明，未幾，又轉遷重慶。此後，雖然時局依然艱難，工作也有變動，但生活卻相對安定了下來。在沙坪壩和磁器口之間的鳳凰山頂上，常書鴻陳芝秀、王臨乙王合內、呂斯百馬光璇、秦宣夫李家珍四家合住在一所房子裏。1941年7月，陳芝秀生子，常書鴻因嘉陵江而取名“嘉陵”。很多年後，常沙娜深情回憶：“鳳凰山上樹木繁茂，滿山野花野草，野菜也很多。早年就在法國結下深厚情誼的四家人，如今共住在同一屋檐下，大家相處得就像一家人似的，非常和睦。”

1942年的冬天，常書鴻等到了去敦煌的機緣，僅憑一紙任命，“孤家寡人”的他奔赴心中的聖地。他希望陳芝秀能帶着子女同行，但陳芝秀的反對，幾乎是可想而知的。不僅考量了稚子（常嘉陵）待哺、幼女（常沙娜）求學，還有遠離溫暖而堅定可靠的朋友們。另一個原因又會不會是，因爲信仰（天主教與佛教）的迥異而造成的心理障礙和抗拒？

即便如此，陳芝秀在常書鴻抵達敦煌的半年之後，也帶着子女到來了。可以說，這是學雕塑的陳芝秀爲了藝術，也可以說妻子爲了丈夫。但矛盾依然並未消弭，之後的爭論，發展到爭吵，將矛盾的裂痕逐漸放大，終於不可收拾，並以陳芝秀的只身出走蘭州，從此生死不再相見，宣布曾令人豔羨的“佳偶”婚姻成爲過去時。

平心而論，在當時情況下，常書鴻也曾對鳳凰山那幾個最好的朋友說：“在敦煌，你們一天都過不下去！”既然如此，又何必苛求一個在多重負擔下的女人呢。與陳芝秀相似的，是一位著名女詩人幾乎在同時，也是拋下了兩個孩子逃離了婚姻。巧合的是，女詩人是從蘭州出逃，更巧的是，女詩人逃亡的終點，正是重慶磐溪。

常書鴻回憶錄中，他寫到聽別人轉述說陳芝秀逃到蘭州後，登報發布了離婚申明。之後，陳芝秀的去向不明。其實，何止是去向不明，陳芝秀在出走之後幾乎切斷了與過去生活所有的聯系，包括她所信賴的、結識於巴黎的朋友們。

恕我無知，當年在面對常先生時，沒有提問。面對可能知道內情的吳作人先生，我也沒能相詢求證。甚至，面對最有可能會給我回答的王臨乙王合內夫婦，我也未能开口提問。

歷史對陳芝秀，仿佛突然松开了手，任其滑入時間的茫茫深淵。有誰會有耐心聽一聽這個女人、妻子、母親的答辯。至於傳說中她曾經對女兒常沙娜說過的最後一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保持冷靜，並有小小的懷疑。這一句話，可能符合很多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拋夫棄子”者的“審判”，但，這仍然是一種缺席的“審判”。假如有機會，聽陳芝秀來說一說，可能更有說服力。遺憾的是，這種“機會”是永遠不再有可能了。

如今，關於陳芝秀，惟有零碎散亂的片言只語，再也拼不出一張完整的圖案。甚至，那些最了解她的朋友們的態度以及回憶，也都不約而同地被冰封了。諸暨是陳芝秀的故鄉，我去過多次，在那很有一些熟人，甚至還有原籍楓橋鎮的陳姓朋友。我叨擾他們幫助找尋陳芝秀的事跡，哪怕點滴，但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作爲中國最早的女雕塑家，陳芝秀的雕塑作品原件已無確定存世者。據常沙娜披露，雕塑作品的圖片尚存兩件：一件是幼兒常沙娜，另一件是青年呂斯百。一望而知，均作於一九三零年代的早中期。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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