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是功績還是污點？面對毀譽參半，他如此回應

世人對張大千的評價是很有意思的：有人把他捧爲“一代畫王”，有人卻說他是“僞作大師”。

張大千的繪畫人生頗值一提的，是其於1941-1943年間，歷時兩年零七個月的敦煌之行。此行他生活上風餐露宿，經濟上入不敷出，最終臨摹各朝壁畫共276幅，自此畫風脫胎換骨、蔚然一新。

張大千好好的爲何要去敦煌呢？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早在他拜李瑞清、曾農髯爲師學藝時，就聽說過敦煌，後來又見過敦煌寫經和絹畫；

其次，他在成都、重慶聽老友嚴敬齋、馬文彥等多次介紹敦煌藝術後，又查閱了大量關於敦煌藝術的資料，就更想去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是受了書畫家葉恭綽的啓發。葉恭綽曾力勸他放棄山水、花竹，專精人物，重振幾百年來人物畫的頹風。因此張大千就決定了自己的敦煌之行。

在敦煌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張大千一行人，分別對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進行編號、記錄、壁畫臨摹等工作。其中，僅莫高窟的編號，就耗時五個月，共編窟號309個，將長三裏，高四、五層的龐雜石窟群編成了一個清晰的大網絡。

此外，臨摹的工作就更加艱苦了。他們採辦了大批的畫布、畫筆、紙張、膠粉和礦物質顏料，然後分三組進行臨摹：張大千等人爲一組，負責主要部分；藏族畫師昂吉等人爲一組，負責次要部分和上色；其余的爲一組，負責加工畫布和顏料。

臨摹的環境和條件也是異常艱苦的：場地狹小，對於大幅壁畫，非得爬上梯子，一手提馬燈，一手握畫筆；臨摹壁畫底部時，又得趴在地上，手臂酸疼不已……

尤其到隆冬時節，更是難捱，大家隨張大千日出而作，日暮而歸，“逐日蓬頭垢面，席臥其間，逍遙竹素，寄情玄毫，不知時日，恍若身置另一世界也。”

1943年8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和“張大千畫展”在蘭州开幕。這是敦煌藝術第一次在國人面前展示。展出當天，參觀者達萬余人次，張大千的近作更是被訂購一空。次年，該畫展又分別在成都、重慶展出，同樣引起巨大反響。

國學大師陳寅恪看後，揮筆寫下《觀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指出張大千臨摹的壁畫“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闢一新境界” “爲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贊譽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張大千敦煌藝術向世人的展示，還影響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人生道路，如首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妻子李承仙等人就是在看了張大千舉辦的畫展後決定奔赴敦煌的；我國著名漫畫家、國畫家葉淺予先生也是受到了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的影響，於1943年由漫畫領域轉向中國畫創作的。

但樹大招風，伴隨着名聲與榮譽一起到來的，往往還有打擊和批判。

張大千背上的主要罪名，是“破壞敦煌壁畫”一項。這給他的後半生都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他無論走到哪裏，都有人不停地打探這件事，甚至連其子女、學生、親屬都受到了牽連。

對於張大千是否真的破壞了壁畫，主要分兩派：一派咬定他確實破壞了，另一派則持否定態度。

肯定派中有兩個人較有權威。一個是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向達。他將親眼見到的被張大千破壞的壁畫記錄在其著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的《西徵小記》一文中，如

“C301/P19bis號洞窟內塑佛涅槃大像……張大千剝離，下露供養比丘像”，

“C20/P16號窟有鹹通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魏博弟子石弘載及浙江東道弟子題記一方，爲張大千所剝離，臨行以贈敦煌藝術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內何處”

等句，顯得證據確鑿。

此外還有一個人，就是中國著名評論家、畫家陳傳席。他在《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等問題》及《畫壇點將錄》中，都講到了張大千破壞壁畫的問題。

說自己1981年去過敦煌，看到很多地方的壁畫被張大千剝離破壞，最令人喫驚的是，他還看到藏經洞即第十七窟的《侍女圖》被張大千題了很多字，最末還落有他本人的姓名……

陳還在文中提到張大千在敦煌時，中央催促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將其趕走，其在回重慶途中，還多次被軍統檢查行李和車輛一事。

這讓人看得簡直要完全相信張大千確實破壞了壁畫。

但是也有一些反對者站出來替張大千說話。其中以台灣學者竇景椿的敘述流傳最廣：

竇說他在民國30年隨於右任由蘭州前往敦煌，張大千陪他們參觀各洞壁畫，其中有兩面表層已被火煙薰黑並破裂的外壁，能依稀看到內層疑似唐代供養畫像。

有一縣府隨行人員爲給大家看清楚裏面，不慎用力過猛將表層剝落。而剝落後所露出的色彩斑斕的唐供養人像，則被張大千臨摹下來。

這兩面破壁被打掉後不久，有外來遊客欲求張大千畫而不得，就向蘭州某報通訊，稱張大千有破壞壁畫之嫌。

當年隨張大千在敦煌一起臨摹壁畫的他的女婿兼弟子肖建初則揭露了中央催張大千離开敦煌，並在途中派軍統檢查的內幕：是因爲他們在酒泉時未給該地的曹專員送畫，引起該專員不滿，遂到甘肅有關部門反映張大千在敦煌大肆破壞、甚至盜竊壁畫。

這兩派各執一詞，說得都有理有據，讓大衆不知該相信誰。

1948年7月，甘肅省參議會突然對張大千提出正式控告，並給他加了三個罪名：“1.剝奪損壞極大；2.大量竊取；3.公开买賣贈送。”此案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社會輿論簡直炸了鍋。

此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和前面提到的竇景椿紛紛向各報業申明，張大千沒有破壞、竊取敦煌壁畫，更沒有公开买賣贈送。

在敦煌呆過多年的優秀文物工作者石湍、敦煌研究所研究員史葦湘、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等都紛紛站出來爲張大千說話，說他們未在石窟發現張氏破壞壁畫的任何證據。

而在這期間，張大千雖然也恐慌，但始終保持着沉默，沒有對此事作出任何解釋，依然我行我素地忙着自己的繪畫事業。

著名書畫家謝稚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理直氣壯道：

“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爲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裏的精華呢？”

我很好奇大家的觀點，如果你是張大千，對於破壁，你會怎么選擇？是以保護文物爲出發點，一點不破壞；還是會如謝稚柳所說，去掉破壁，將精華的內層臨摹下來，展現給後世人，將中國的千年藝術傳承下去。

不管怎樣，最後我想說兩點實情：

其一，張大千並沒從臨摹敦煌壁畫撈到任何油水，反而債台高築。爲維持在敦煌的龐大开銷，他賣掉了很多珍藏的古字畫，還欠下5000兩黃金的債務，直到20年後才得以還清。

其二，張大千在敦煌工作期間，多次呼籲國家應盡快將當時無人管理，處於瀕滅邊緣的莫高窟等石窟，收歸國有，並迅速建立有關機構，予以妥善的保護。

後經於右任等人的努力，國家於1944年終於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將敦煌的文物藝術納入了國家的保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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