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非洲“上岸”

劉穎工作地周圍的鄉村市集。受訪者供圖

張揚在出差中拍攝的中國產挖掘機及卡車。受訪者供圖

加納當地街景。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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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當地房屋。受訪者供圖

劉穎在胡志明市探店。受訪者供圖

投了1600多份线上簡歷、50份线下簡歷後，張揚終於得到一份工作錄用通知。年薪20萬元，包食宿，工作地點在非洲。

應屆畢業生李薇薇也在關注非洲就業，契機源自一篇“外派非洲加納，做財務工作”的分享帖。彼時，她剛剛結束了在某會計師事務所的實習，沒有轉正成功，前路不明。

從“基建”到“外貿”，一些畢業生瞄准了海外求職，他們想在這裏找一條“出路”。李薇薇看到的帖子，幾乎都是“在非洲工作3年，攢夠一线城市的首付”，“外派掙到人生中第一個四十萬元”等內容。一種觀念在年輕人之中流傳——“能喫苦，非洲就是掙錢天堂。”

在社交平台上，張揚开設了一個個人账號，更新“非洲打工日記”。账號發布的帖子下，不乏咨詢駐非渠道、經驗的評論；也有人表示自己也即將抵達非洲。但是，作爲畢業班的班長，張揚在統計就業率時發現，班裏還有很多人沒交“三方協議”。他問其他同學想不想像他一樣“出去工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們說：“國內還沒有工作過，怎么敢輕易往國外去。”

而在非洲工作一周之後，張揚發現，這裏的冰激凌比國內“甜10倍”，晚高峰也會堵車，他在車裏拍天上的雲，有人評論“向往，賺幾年錢就回國”，他回復：“現實沒有這么理想。”

出路

某專注海外招聘求職網站的工作人員王澤林告訴記者，今年，應屆生找駐外工作的比例多了，“這種趨勢從2021年开始緩慢上升，在今年表現尤爲突出”。

一些留學生，也开始找駐外工作。在王澤林看來，“這是從前很少見的”。一位今年畢業的英國碩士留學生曾向他咨詢駐外就業的問題。對方表示，由於學制原因，自己4月才畢業回國，幾乎錯過了春招和秋招，目前已經“空窗”了一段時間，感到非常焦慮，开始尋找其他機會。

更多考慮海外求職的，是一些在春招和秋招中失利的國內應屆畢業生。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其中很多畢業生來自“雙非”院校，在國內找工作沒有回音之後，开始關注駐外工作。

李司棋是某“雙非”院校經管學院畢業年級的輔導員。前不久，年級裏的一個男生籤署了外派非洲就業的“三方協議”。這是一家行業頭部的中資企業，在李司棋看來，如果不是需要外派非洲，自己學校的畢業生可能連簡歷篩選這關都過不了。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能找到理想的“大型”企業，大多數人得來的回音幾乎都來自中小型企業，甚至有一些是華人在當地开辦的公司。這往往意味着，求職者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分辨公司是否合規、靠譜。在拿到來自非洲的錄用通知之前，張揚篩選過很多工作邀約。由於擔心落入金融詐騙與電信詐騙集團，“東南亞的都被拉入黑名單了。”

王澤林告訴記者，大部分中國人去海外應聘的都是技術崗位與管理崗位，一直以來，海外企業招聘需求多集中在財務、銷售、翻譯、工程管理等。

李薇薇本科學的就是會計學。大學畢業的時候，李薇薇是宿舍裏唯一一個“出路待定”的畢業生。“每天都在刷招聘網站，投了三五百份簡歷，初篩過了的20家都不到，能走到談薪那一步的崗位，對應聘者的學歷要求都只是專科。”

在找駐非洲的工作之前，家人希望她回到老家涼山四川省彝族自治州考公考編，李薇薇並不愿意。2019年，她通過高考到了成都上大學，“如果生活在以前的環境裏，我可能會想早一點出來工作，家裏還有弟弟在讀書，我想幫父母緩解壓力。”但在大學，她見識了很多別樣的活法，更想去探索屬於自己的人生。

在涼山的父母並不能理解女兒鐵了心要去非洲工作的原因，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的一個月裏，他們不斷給女兒分享各種關於國外局勢動蕩的信息。但這些信息，往往只能得到李薇薇一個微笑表情作爲回應。後來，父母不再多說什么。

畢業前，她曾進入四川一家頭部會計師事務所實習，如果可以順利轉正的話，第一年的月薪在4000元-6000元之間。

2022年12月底，李薇薇作爲實習生參與了事務所的工作，“基本上工作時間是早上9點到晚上11點，尤其是年審那段時間，是沒有周末的，半個月休息一天。”

“時薪很低，非常不劃算。”李薇薇給記者算了一筆账，即使是這樣的工作節奏，工資也只夠覆蓋房租、交通、喫飯等生活成本。但如果在非洲，公司“包喫包住”，掙來的錢，就是可以攢下的錢。

李薇薇明白，非洲工作並非只有“光鮮亮麗”，高薪背後是枯燥、危險與孤獨，“如果我真的有機會出去的話，可能又會覺得痛苦，但是現在連出去的機會我都還沒能擁有，至少可以先試着，不然我真的會後悔。”

她一邊實習，一邊通過各類平台找在非洲的工作，“投的簡歷不多，目前可能只有50份。那種特別小、特別新、員工不超過100人的公司不在我的選擇範圍之內，就算錄用了我也不敢去。”她選擇的，大多是大型央國企、上市公司、知名外企，以及一些靠譜的、有“背書”的其他企業。但是，截至目前，50多份簡歷無一回音。

今年4月，臨近畢業，李薇薇的未來仍舊不明朗。她只好先通過校企合作的途徑進入成都本地一家公司實習，然後等待轉正。據她了解，這個崗位正式員工的薪資稅前3500元，大約是駐外工作的五分之一。

現在，她對未來的規劃逐漸清晰，這份實習雖然薪酬不如人意，但好在不加班，“能轉正的話，我就可以一邊學習葡萄牙語一邊上班，還能積累一些經驗。”

這個涼山女孩希望蟄伏一年，給自己添些本事，再一次“走出去”。

博弈

對於很多應屆畢業生而言，決定海外求職只是开始，從有想法到找工作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由於很難准確搜集到海外企業的招聘信息，即使是外國語類的大學，學校推薦的駐外工作也幾乎只會來自國資企業，很少出現其他公司。但是，這類企業招聘門檻相對較高，崗位選擇也比較少。於是，海外招聘平台成了這些畢業生們重要的信息來源，一些人還會在經驗分享帖下求內推，或者直接聯系在社交網站上發布信息的當地獵頭投遞簡歷。

但很多時候，求職者並不能完全信任提供工作崗位的平台，他們會通過各種渠道再次驗證用人公司的可靠性。

一位求職者告訴記者，就算是在國內注冊的企業，她也不能完全放心，還會通過各種渠道去找真正在那裏工作過的人了解信息。有時候，看多少網絡帖子都不如聽到熟人一句“放心來”。

張揚記得自己曾經收到過幾家外貿公司的錄用通知，但都拒絕了。“有在非洲賣衣服的、也有在非洲賣汽車的，看起來不是很正規，他們的注冊信息顯示公司只有幾十個人。”這樣的信息核實在張揚求職的過程中總是發生。爲了篩選靠譜公司，他費了大力氣。

張揚還總結出了一套方法——包括不找沒有官方網站的公司，不找在網絡上新聞信息不豐富的公司，慎重考慮社交媒體上“有差評”的公司。另外，“一些靠譜的公司會標注‘無中介費、勞務財險費’。”

不標注的，很有可能是中介。中介也是找工作的一個途徑。他們的話術通常是“先交8000至1萬元的中介費，包找工作、包環境好、包單人宿舍。護照、籤證一條龍服務，工作一個月幾萬塊，兩個月回本。”張揚了解到，做非洲生意的中介收費相對較少，如果是日本或者新加坡，價格更加高昂，“十幾萬元的都有。”張揚覺得很離譜，但他猜測這些中介採取的就是“廣撒網”的策略，一些家庭條件有困難，或者急切想出去的人可能會相信。

最終，張揚選擇入職的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外派非洲加納。收到錄用通知是在今年4月，喜悅之余，他立刻刪掉了自己在海外招聘平台上的簡歷，不再接受相關的信息推送，他告訴記者，有簡歷掛在網上，中介就會一直打電話。

對於海外求職的人來說，收到錄用通知並不意味着“放心”。在接受這家上市公司的入職邀約之前，張揚和駐地的工作人員視頻了很久，檢查工作及生活環境。此後，他持續地關注着國際新聞，“前段時間加納的局勢比較動蕩，我就問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能否保證安全。”

人力資源部門回復，當地動蕩對中國人沒有什么影響，公司的院子裏面有兩個帶槍保安，絕對保證安全。張揚了解到有將近5000名中國人駐加納，當地大使館很有保障，才放下心來。

據了解，大部分公司都會給駐外工作者配備一個小型醫務室，張揚告訴記者，國外生一些小病，都有藥物可以治療，如果生大病就只有回國。但是，一旦遇到公司醫務室無法處理的問題，在外看病產生醫療費用，該如何支付，他還沒有想過。

王澤林向記者介紹，一般企業會給駐外工作者購买專門的保險，據了解，此類保險的保障範圍通常包括意外身故/殘疾、境外醫療費用（包括傳染病治療）、住院津貼等。

但是，並非所有的企業都會給員工配備類似的商業保險。

甚至，搞清楚駐外工作的薪資計算方式，對求職者來說都是一種挑战。

外派非洲的薪資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正常工資，另一部分是海外補貼——企業會綜合外派國家的各方面條件給予員工補貼。雖然承諾的薪水大多是國內同崗位的2-3倍，但在非洲，工資拖欠卻是常有的事，張揚告訴記者，“有一些工程類的工作可能會在工期結束之後發放，或者半年一發。還有一些公司會在合同上寫‘國內工資5000元，出國補貼15000元，分兩個卡打，一個打美金，另一個打人民幣’。”類似的信息都要和公司提前溝通，這是駐外就業談薪博弈的一部分。

幻想與現實

在海外，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是這些年輕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之一。

去越南胡志明市工作之前，22歲的劉穎認爲自己擺脫了不停加班的工作模式以及同輩之間競爭的壓力。“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新鮮的體驗可以帶給我很多力量。”

劉穎在網絡上標記了當地的一些咖啡店，她想在工作之余去打卡，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

第一次崩潰發生在出國前的國內培訓期間。公司的同事告訴劉穎，“單休，周末可能也要加班；園區距離胡志明市很遠，下班去喝咖啡的設想幾乎不可能實現。”

而在安哥拉工作的陳輝，對非洲有一幅想象的畫面——每年6月，成群結隊的角馬浩浩蕩蕩朝着另一個草原遠行，揚起沙塵滾滾。

陳輝本來在武漢有一份工作，年薪十幾萬元，未來清晰而穩定。但他還是決定遠赴非洲，冒一次險。

去安哥拉上崗之前，陳輝也在公司總部培訓了一段時間，他聽到一些傳聞：“沒有休息、工作強度大。”他對工作的期待逐漸被消磨，覺得自己的選擇可能草率了，臨行前他發了一條朋友圈，“這次沒法收手了。”

在安哥拉，他待在一個像營地一樣的園區裏，園區四周用集裝箱搭起了很高的圍牆。他被分配了一間長7.5米、寬2米左右的集裝箱房。狹長的房間配備了空調和獨立衛浴，裏面還放着一張牀和一張書桌。陳輝記得，鐵皮房子裏很悶熱，每天中午空調必須調到16攝氏度。

公司爲員工請了中國廚師，還有菜地和養殖區。“殺一頭牛能喫很多頓，但已經很久沒喫牛肉了。”陳輝說。

到非洲之前，陳輝覺得自己即將前往一片野性而自由的土地。但到了之後他才發現，在這裏“自由”意味着“放棄保護”。在陳輝到安哥拉之前，公司所在的園區發生了一起惡性案件，之後，就加強了日常管理，員工不能隨便外出。駐安哥拉半年的時間裏，陳輝只因公出差去過一次馬達加斯加，“別說去看動物大遷徙了，連當地的商場都很少去。”爲了安全，大多數時候，他都被“困”在爲中國企業專設的園區裏，籃球、圖書、Switch遊戲機是最忠實的夥伴。

“這裏的門衛都扛着槍。”陳輝覺得，雖然社會治安不好，但中國人在當地的安全還是有保障的。

生活的枯燥和乏味尚屬陳輝可以接受的範圍，但他從沒想過，自己到安哥拉工作半年的時間裏，只休息過兩天。並且，由於時差的原因，他的工作時間總被無限延長，“領導經常晚上九十點發個消息，要求立刻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今年4月，陳輝申請休假，得知被批准的那一瞬間，“喜悅溢於言表”，“領導15號批示，16號就走”。

這次離开，他沒打算再回去。

不過，即使同是外派工作，不同的國家、地區與行業也不盡相同。一位在蘇丹工作了近10年的中國人告訴記者，也有一些駐外工作的中國人不愿離开，因爲那裏“生活簡單，工作環境單純”。

張揚前不久趕往加納就職，他和記者說：“很適應。”住在“樓”裏，樓下就是工區，工作時間朝九晚六，公司有健身房、排球桌、KTV、電影院等，車隊、保安、中國廚師也是標准配置。

不久，劉穎也乘機趕往越南胡志明市上崗，她發了一條這樣的朋友圈：“胡志明，期待和你發生的故事，喜樂或苦難我都會全盤接受。”

放棄與重啓

李司棋作爲輔導員接觸過一些想去非洲就業的同學。她了解到，有幾位同學確實參加了面試，但最終都選擇了放棄。在她看來，“去非洲找工作好像是同學們在擠過求職獨木橋時，忽然發現有人遊泳也能過河上岸，想着自己也跳下去試一試。”李司棋說，駐外就業很多時候只是扮演着“備用選項”的角色。

2022年5月，何晨曦拿到了一家專做非洲電視信號覆蓋及內容供應的中國企業的錄用通知，外派非洲，解決北京戶口，年薪30萬元左右。當時，她剛剛經歷過秋招被毀約，人被困在新冠疫情中的上海，春招幾乎停滯。“這個機會，確實緩解了我找不到工作的焦慮。”

但家人迅速地表示了反對，他們認爲，非洲危險且遙遠，一個女孩子把3年的青春時光耗費在那裏，“回來連男朋友都找不到了。”從小養育她長大的外婆表示堅決反對，寧愿她回家做“全職外孫”。

何晨曦後來放棄了這個機會。她最終進入國內一家媒體工作，年薪15萬元左右，解決北京戶口。

“不可否認，那份非洲的工作讓我意識到人生是曠野，別爲眼前事焦慮。”

王澤林見過很多主動離开非洲的人，也見過一些去而復返的人。“經濟壓力、職業經歷都會是他們重新回來的理由。”

在非洲，這樣的糾結與反復每天都會發生。

回國之後，一天投十幾份簡歷，不到30天，陳輝投遞了將近500家公司，行業涉及方方面面，但幾乎沒有回音。

他开始懷疑從非洲辭職、回國就業的選擇是否正確。

從4月休息到5月，家人已經开始催促陳輝找工作。但失去了“應屆生”身份，找工作對他來說變得更難了，他不得不再次把目光轉向非洲。

“我現在正在聯系一些安哥拉的朋友，看有沒有工作機會。”

現在，他覺得自己已經搞清楚了非洲的生活，所謂孤獨、娛樂匱乏、物質保障不足都不是離开最重要的理由，他也時常想起安哥拉漂亮的大海，園區的黃昏總有彩虹出現。他認爲之前的工作節奏與行業性質息息相關，不論國內國外。

記者再一次聯絡陳輝的時候，他仍然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他說，自己甚至考慮去快餐店，“我們這邊麥當勞時薪11.6元”。

他還在等待，不論是來自安哥拉還是國內的好消息。

（文中受訪者均爲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王雪兒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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