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新晉得主阿西莫格魯：探索制度與增長之謎

【編者按】北京時間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 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獲獎。本文介紹了得主之一阿西莫格魯的生平和研究成果，作者爲《比較》研究部主管陳永偉。原文首發於《管理學家（實踐版）》雜志。界面新聞獲作者授權轉載。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又譯爲達龍·阿傑姆奧盧）於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高中畢業後，他遠赴英國約克大學求學，於1989年獲得學士學位。此後，他就讀於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於1990年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於1992年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後，阿西莫格魯留校，成爲了倫敦經濟學院的講師。一年後，他接受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聘任，擔任了該校的助理教授。此後，阿西莫格魯一直沒有離开麻省理工學院，目前他是該校的“查爾斯·金德伯格講座教授”。

供職麻省理工學院後，阿西莫格魯的驚人才華逐步顯露出來――衆多領域的頂級期刊上都开始批量出現他和他的合作者的論文。經濟學家們开始發現，無論他們是在討論經濟增長、技術演化、收入分配等宏觀問題，還是社會網絡、契約理論等微觀問題，甚至是民主政治等看似和經濟無關的問題，以及近幾年才开始進入經濟學視野的社會網絡，以及人工智能問題，都必須引用阿西莫格魯的文章。由於阿西莫格魯的論文寫作速度太快，哈佛大學教授曼昆（N.Gregory Mankiw）曾在自己的博客中打趣地道：“阿西莫格魯一定有一個孿生兄弟在幫他寫東西……我很難想象一個人能有這么高的產量！”

在多個領域的傑出成就，爲阿西莫格魯贏得了數之不盡的榮譽，其中就包括2004年的“沙爾文·羅森獎”(美國勞動經濟學會的最高獎)，2005年的“貝茨·克拉克獎”等。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爲獎勵有傑出貢獻的經濟學者，設立了“舒爾茨獎”，阿西莫格魯就是這個獎項的第一屆得主。而更爲有意思的是，爲阿西莫格魯頒獎的芝加哥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雜志》主編西摩爾（Robert Shimer），正是阿西莫格魯的入室弟子（注：西摩爾的博士論文是奧利弗·布蘭查德和阿西莫格魯聯合指導的）。

從制度看增長

從亞當·斯密开始，經濟增長就是經濟學家最爲關心的問題。究竟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什么?早期的經濟學家們傾向於從物質原因來解釋經濟增長，即認爲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帶動了經濟增長。但這一論述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觀察到在很多勞動力和資本豐裕程度類似的國度，其經濟增長卻表現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徵。爲了更好地解釋經濟增長現象，一些經濟學家开始用技術研發、人力資本投資等作爲切入點，認爲這些因素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源泉，這一系列的觀點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很有影響的“內生增長理論”。

盡管內生增長理論較之早期的經濟增長理論，解釋和預測能力都有很大的改進，但是它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釋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既然不同的技術研發投入、人力資本投資會造成各國、各地區在經濟增長上的巨大差異，又是什么因素在背後決定了這些條件的差異呢?顯然，這需要更爲深入的分析視角，從制度方面來加以考察。

從制度角度來看待經濟增長，並不是很新穎的觀點。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經濟史學家”就开始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各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並試圖將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歸因於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但是，早期“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大多還是停留在“講故事”的層面上，雖然他們引述了大量的史料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但由於較少使用現代經濟學中通常使用的計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顯得不甚嚴謹，一些觀點也難以驗證。例如，從歷史上看，最早建立保護私人產權的國家在地理上有很高的相似性，基本都集中於西歐地區。針對這一事實，一些地理決定論者就認爲，經濟增長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地理環境。那究竟制度還是地理才是更爲根本的決定因素呢?較少使用現代研究方法的“新經濟史學”顯然無法回答這一問題。

阿西莫格魯教授和其合作者羅賓遜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驗證了制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如前所述，從現象觀察，最早建立產權保護制度的國家有着很強的地理相關性，因此很難反駁地理決定論者“好的地理條件演化出好的制度、制度決定經濟增長，因此地理因素是經濟增長最根本源泉”的三段論論證。怎樣擺脫這一論證上的尷尬呢?一個辦法就是，不要去比較那些自己演化出相關制度的國家，而去看那些輸入制度的國家，看它們在經濟表現上的差異。這樣，地理等其他幹擾因素的作用就被拋开了，制度的作用就可以得到直接的驗證。

但是，要找到這樣的證據又談何容易?爲此，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這兩位學者着實當了一回歷史學家。他們查閱了早期歐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的紀錄，統計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時的疾病死亡率。在殖民過程中，一個地方是否適宜生存是歐洲殖民者考慮是否長期逗留的主要因素，而疾病的死亡率則是反映一個地區是否適宜生存的主要標志。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爲，如果早期的殖民者認爲非洲某地適合生存，那么他們在駐留的同時，會設法引入和宗主國相同的產權保護制度，力爭把殖民地建立成爲自己的新家園；而如果殖民者認爲某一地區不適宜生存，則會本着“撈一把就走”的態度，對這些地區實行攫取型的政策，而不可能在這些地區建立產權保護制度。如果這個推論是成立的，那么只要看看各地區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這些地區現在經濟增長表現的相關性就可以驗證制度的重要性。通過精密的統計分析，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發現，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之間有着十分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他們的論證得到了很好的證實。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這項研究中，“是否適宜居住”只是殖民者是否選擇常駐的判斷依據，其本身並沒有決定制度的形式，因此其本身的作用是被排除的。

在後來一篇論文中，他們討論了拿破侖战爭後的長期影響。由於在拿破侖战爭後，一些國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毀，法國式的民主、法制和產權保護制度被強行引入；而另一些國家則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果產權保護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論述是對的，那么前一類國家將會表現出更好的經濟增長。通過大量的計量分析，這一論述也得到了驗證。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阿西莫格魯和其合作者在研究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時採用的方法可能還有待商榷，但是其對於這一問題進行定量研究的嘗試本身就是值得欽佩的，其論證的過程也充分彰顯了他天才的本質。後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一起將他們的這些研究總結成了一本書——《國家爲什么失敗》。如果讀者對相關的研究感興趣，不妨把這本書找來讀一下。（注：《國家爲什么失敗》討論的是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過，制度的影響要更爲廣泛，例如，它會影響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互動。阿西莫格魯等人後來又將這方面的研究總結成了另一本書《自由的窄廊》。）

制度怎么演化?

在證明了好的制度確實有助於經濟增長之後，阿西莫格魯又將研究繼續推進，試圖找出制度本身的演化規律。

新制度經濟學的开創者羅納德·科斯曾經提出過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產權清晰界定且交易成本爲零的條件下，產權的初始分配不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交易的雙方可以通過談判來實現產出的最大化並將新增收入在交易雙方間分配。如果把科斯定理推廣到政治領域，便會得到如下觀點：當一項制度使一部分人獲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損時，雙方可以通過談判來達成協議，選擇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後由制度的獲益者補償受損者，這就是有效制度論，也即阿西莫格魯所稱的“政治科斯定理”。

包括諾斯在內的早期“新經濟史學家”在潛意識中都接受了“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設，堅信社會總是可以能找到那個最適應經濟發展的“好的制度”。例如，諾斯在解釋莊園制產生的著名論述中，就提出了莊園制是中世紀時期農奴以勞務換取保護的有效契約形式。因此，中世紀之後，隨着土地與勞動力相對價格的改變，自由勞動力制度成爲更有效率的契約形式替代了莊園制。很顯然，諾斯在這斷論證中採用的是標准的“政治科斯定理”思想。

阿西莫格魯不同意“政治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在他看來，制度變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團政治力量的變化，如果在舊制度中受損的階層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現制度變遷，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會出現。針對諾斯關於莊園制興起的例子，阿西莫格魯指出，幾乎是在西歐莊園制興起的同時，東歐出現了更爲嚴酷的農奴制。這很明顯地說明，並不能從效率的變動來解釋制度的變化。因此，造成西歐莊園制興起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效率的改變，而是西歐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讓勞動者的相對地位得以提升。

那么，爲什么“政治科斯定理”在現實中不成立呢?阿西莫格魯將其歸因於第三方保證機制的缺乏。由於保證機制的缺乏，就決定了政治市場上各集團的衝突和制度的不穩定，因此制度演進的過程就是一個找到和形成保證機制的過程。

由於制度的變遷和選擇過程是各集團矛盾鬥爭的產物，那么就很容易推論，在鬥爭中獲得勝利的“精英集團”最終選擇制度的標准就並非是最大化國家或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是最大化本集團的利益。只有這兩個目標恰巧一致時，根據激勵相容的原則，好的制度才會出現。

讀者們可能會認爲阿西莫格魯的理論不過是我們熟悉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翻版。但事實上，兩者的差異是明顯的。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個人從來不是作爲其本身，而是作爲組成階級的零件被嵌入進由技術（生產力）演進所推動的歷史進程中去的。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互動中，代表先進生產方式的階級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了統治地位，並制定和實行代表他們階級意志的法律和經濟制度，他們是否能夠战勝其他集團取得統治地位，不取決於他們自身，而取決於他們背後的歷史力量。從這點上看，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觀是“決定論”的。

而相形之下，阿西莫格魯盡管也將制度變遷歸因於不同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衝突，但這種衝突是基於不同的個人偏好的，個人根據成本-收益的判斷，決定自己在衝突中的行爲選擇，制度最終作爲某些個人選擇的結果而加諸於整個社會，它是偶然的和不可預測的。阿西莫格魯認爲，各集團之間衝突的結果是不確定的，它取決於它們在解決搭便車時的能力，控制的再分配資源的數量方面等因素的對比。掌握先進生產方式的階級可能因爲掌握的資源更多而勝出，也可能因爲對立的集團擁有某種更爲有效的實際政治力量而失敗。

AI時代的懷疑者

最近幾年，AI技術蓬勃發展。作爲一名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當然也不會錯過對這一重大技術變革的關注。不過，和其他對AI無比樂觀的學者不同，阿西莫格魯對AI的態度十分謹慎，甚至可以說有些懷疑。他指出，技術具有雙重潛力，它既可能改善社會福利，也有可能加劇不平等。從歷史上看，技術進步並不是自動帶來廣泛的社會繁榮，很多技術革新最初的受益者往往是精英階層和資本所有者，而普通工人和中低收入階層則可能被邊緣化。而AI這種新技術，同樣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這兩種影響。

爲了研究AI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他和合作者一起發表了十幾篇相關的論文，並在新書《權力與繁榮》中對這些研究的結論進行了總結。在書中，他將技術應用分爲兩類：“善用技術”與“濫用技術”。善用技術是指那些能夠增強工人生產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技術；濫用技術則指通過自動化和排擠人類勞動來提高利潤率的技術。在他看來，當前AI發展的發展方向似乎更傾向於自動化，即替代人類勞動，而不是增強或補充人類勞動的能力。這種技術路徑可能會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業機會，同時增加資本所有者和技術开發者的財富，因而會帶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與此同時，AI技術還會帶來侵犯隱私、破壞民主等諸多負面的影響，因而如不加以幹預，它很可能會成爲一種“濫用技術”。

阿西莫格魯提醒人們，AI技術的進步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還會帶來權力結構的改變。當前的AI革命可能會進一步集中權力於大科技公司和富裕精英，這是十分危險的。爲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他呼籲應當對AI技術進行更民主化控制，並制定適當的規制和政策對其進行管制。除此之外，他還認爲應通過稅收、再分配和政策幹預來平衡技術帶來的不平等影響，防止資本進一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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