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青年選擇離开大理：曾放棄北上廣來大理擺攤，對過度商業化的現狀感到失望

大理人民路的夜晚從晚上10點之後开始。

吉他、香煙、啤酒，人們在古城街頭席地而坐，拉着身邊陌生人的胳膊，漫訴人生與理想。在一家四人間民宿，一個牀位月租900元。

每天下午，人們坐在院子曬太陽喝茶，偶爾約飯、玩飛盤。买多了油條分享給身邊的陌生人不會顯得唐突冒昧，每周做三天義工可以省下食宿費用。

2023年，《去有風的地方》帶火了大理，12月25日，大理州文化和旅遊局發出公告，爲這部電視劇補助200萬元。

一年裏，“互聯網大廠裸辭＋大理”成爲新的流量密碼。無數人湧入大理古城，這讓住得久的“老大理”感受到狂熱。

大理爲何能吸引那么多青年？它是否是真實的世外桃源？擁抱城市文明過程中的大理，發生了什么變化？

2005年來的人和2023年人描摹出了不同的大理。

大理洱海邊清晨日出，海鷗成群飛過。圖/九派新聞　王怡然

【1】放棄大城市

23歲的小安不滿於她的互聯網工作。在她看來，這份工作價值感缺失，沒有成長。在上海工作一年後，她开始相信“生活不是軌道，是曠野”，於是裸辭來到大理。

爲了獲得有趣的生命體驗，小安在大理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打工換宿；路邊擺攤和人聊天；在蒼山採茶花；圍着篝火唱歌跳舞，看煙花散落。她喜歡下班後去洱海邊席地而坐聽歌，彈唱的吉他手是個“自由的靈魂”，辭職賣唱賺旅費，一個人，一把吉他，一個背包，走過許多城市。

她先後在一家書店和一家數字遊民社區做義工，包住宿，每周只需要工作3天，大部分時候沒有客人。她花了幾百元加入了自由職業者的招工群，每個月也能有幾千元收入。更多時候，她把時間用來經營自媒體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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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生活了一段時間，小安久違地想：“原來我還可以這么快樂”。她在北京和上海都工作過，但都沒什么朋友，而在大理，好像很容易和人產生情感的連接。

大家在院子裏迅速熟識，約着去玩飛盤。她在書店裏幫一位顧客拍了張照片後，說自己要去喫麻辣燙了，對方說，我也想喫，一起啊。後來，小安在海邊給她過了生日。

還有一位幾年前認識的網友，過去他們同在廣州，但從沒見過，來大理後，小安意外發現對方也在，經常約着一起度過“gap”時光。早上去喫早飯，旁邊兩個女孩問她，“我油條买多了，你喫不喫”，後面變成三波人一起分享着稀豆粉和油條。

“松弛”是小安對大理的定義。在一場聚會上，她自我介紹是“無業遊民”，立刻有人很輕松地接話：“無業有什么，我們這多的是這樣的人”。

在都市，社會符號和身份是人的名片，而在大理，這些被無限削弱——沒人在乎你是誰，從哪來。快樂度過的當下是否快樂才是最重要的事。

近期，兩個紀錄片導演找到小安，希望拍攝她的生活。她想，應該是因爲“剛工作就裸辭”、“來大理”、“義工旅行”等標籤，是一種“buff”疊滿的狀態。

“現在大理對你們年輕人來說意味着什么？”劉大壯問。“在我們那個年代，大理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逃避現實生活躺平的地方。”

在劉大壯眼中，大理應該用來修身養性，它適合不需要爲錢發愁，也不想做事，但又不想出家的人。

2016年搬來大理前，他從事企業規劃工作，“年薪200萬”。剛來大理，他就購入了四處房產。

在他眼中，大理的物價超過了很多二线城市：房價高到2萬多一平米，一個普通單間的月租要2000元上下，村裏的民房倒是便宜，一年1萬多，但不花幾萬元重新裝修根本不能住。一碗米线10元出頭，兩個人隨便喫點燒烤，要花上兩百多。想去酒吧享受生活？擡頭一看價目表，一杯85元。

他的一處房產在大理最著名的別墅區。早年間，這裏幾乎沒有本地車牌，住的全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來的，他們年輕時奮鬥過，有資本。後來，劉大壯开了家中古店，收入豐厚。

“大理盛產廢人。”所有人都這樣說。

“大叔”曾是個房產銷售，在北京和大理都拿過“銷冠”，但他認爲自己過不了奮鬥的日子——工作16年，他沒在一家公司待過一年以上，幹半年，玩半年是他的生活方式。

2017年，他和妻子“肉肉”從北京搬到大理，用在北京的積蓄在大理买了房，至今還沒交房。

在大理躺平的日子裏，兩個人每月开銷不超過5000元。而到了2020年，因爲房貸和生活壓力，他們回北京“搬磚”，攢了些錢，2023年，他們又回到大理，目前“無業”。

與之相反，奮鬥則是大理的另一種形態。

2016年回國後，鮑捷來這裏白手起家，租住500元一月的單間。　

他一天沒事做就會焦慮，每晚躺下到凌晨兩三點睡不着，腦子裏過着要操心的事。最近，他又要开一家新民宿，整個十二月中旬，他都在民宿盯着，常站在院子裏長長地嘆氣。

作爲大理的奮鬥樣本，他买車买房，开起三家民宿、一家租車行和一家修理廠。

鮑捷看不慣躺平的“廢人”，他叮囑道，在大理不要把錢借給別人。有的人結識不到一天，就會开口詢問能不能借二百塊錢。這種借不會歸還。

【2】擺攤即自由

擺攤是件很“大理”的事。小安擺過一天“聊天攤”，不收費，平板上寫着“瞎聊”，自我簡介上寫着“逃離北上廣，用義工旅行的方式流浪世界，Gap　year體驗人生ing”。她將聊天稱爲“收集大理人類樣本”，人們有來旅行的、體驗生活的、療傷養病的。

十點後，在街上走上三個來回，每一趟都能看到新的攤位擺出來。玄學算命是主流，中式、西式、塔羅、星盤，價格低至18元，高至88元。一家中式算命攤位“隨喜”收費，有的老板豪氣，出手就是200元，有時算了一個多小時，對方卻只給5元。

左拐到葉榆路上，更加五花八門。有烤肉串、炒飯、烤奶茶、毛线帽、耳釘首飾，也有大理特色——純陪聊、心理咨詢、算命、烤火和酒攤。

選擇在哪條路上擺攤，看的是最近城管“查哪查得嚴”。城管來了怎么辦？“端着爐子就跑啊”。三三理所當然地說道。

12月中旬，曾在杭州做咖啡師的三三在裸辭來大理。半個月後，他來到葉榆路上擺攤賣熱紅酒，33元一杯。中間爐子烤上碳，兩邊六七個小馬扎。這裏習慣熱絡的聊天，但不習慣問名字。

三三的熱紅酒攤，圍坐在周圍的都是捧場的朋友。圖/九派新聞　王怡然

從8點到12點，三三只接到了一位顧客，是從新疆來大理短暫旅行幾天的遊客。更多熱紅酒賣給了來捧場的朋友，15元一杯。但收攤時他發現，一晚下來，成本都沒收回來。

最賺錢的看起來還是玄學、算命，給人把脈的小D賺了800，中式算命的小E賺了300，是其他攤位難以想象的高收入。

因爲討厭“酒攤”，三三不愿意去人流量最大的人民上擺攤，那裏的客人會在結账時傻眼了——一瓶普通啤酒要價五六十元。

收攤時，三三會把垃圾收拾幹淨，煙頭撿起。

擺攤競爭的“內卷”程度讓人難以想象，芋頭見過無數起搶攤位發生的口角，她計劃把電動車橫着停，或用兩塊石頭壓住佔位置，幾個攤主每天輪流來，一次佔上五六個空位。

對2015年前來的“老大理”們來說，擺攤文化最初代表的自由與文藝氣質已經消散了，只留下形式的空殼。甚至因爲過度商業化，他們越來越不愿意進入大理古城。

劉大壯擺攤賣過中古物件，榨過果汁，烤過燒烤，都是爲了好玩。他回憶，那時唱歌，歌得是自己寫的，賣手工制品，東西得是自己做的。而現在，有人問一個攤主帽子多少錢，攤主答，“200元，手工的”，他問，“誰做的？”對方不吭聲了。

【3】大理的轉變

如果非要說一個轉折點，劉大壯認爲，“大理”消失在擺攤賣CD碟的陳勇離开人民路之後，那是在2017年前後。

剛來時，山雨住在一個叫做“日食”的青年社群，整日人聲鼎沸，大門從不上鎖。嬉皮、搖滾、電子樂幾乎每天都有。

2013年，山雨還在國外讀書，只要一回國，就會跑到大理。

在山雨記憶中，一位俄羅斯人一邊擺攤賣自己的專輯，一邊玩火球；地上堆着的小飾品，是攤主走遍藏區一點點收上來的；外國人很多，唱的都是“世界音樂”和國內最先鋒的歌曲。

那時酒吧裏賣的是蒼山的山泉水釀成的啤酒，玩的是中國最早的電子樂。山雨和朋友晚上一路喝過去，從“鳥吧”，到“壞猴子”，再到“太陽島”。聚會也很隨意。在路邊租下一片玉米地，前一天下了雨，地上都是泥。她們生起火，旁若無人的跳舞，在泥裏打滾到天亮，再跳進洱海洗澡。

騎車在古城轉一圈，一條路上都是認識的人，隨便走三個路口，一定會停下來聊兩次天。山雨感覺，從2015年开始，大理“變天”了，像個大建築工地一樣，隨處都在拆建房子。房租开始暴漲，很多人因爲“住不起”，紛紛搬離古城。後來，古城到才村之間的路，從一條沒有路燈的水泥小路變成寬闊的雙向六車道，中間還有花壇綠化帶。路邊不再有篝火，再不會升起。

2015年，電影《心花怒放》上映後，人們潮水一般湧入古城。最明顯的是物價的變化——2005年到2015年，房租隨着時代發展緩慢上漲，從500元漲到2000元，而2016年开始，一下子飛躍近十倍。也就是那一年，陳文花5萬元的年租金租下一處院子，他敏銳地感覺到，以後可能租不起了。

擺攤，路邊喝酒，幾個人聚會，彈吉他唱歌，這就是烏托邦？陳文不理解。他熱愛大理，但無法認同外界不切實際的想象：一個擺攤的特別熱情地幫你做向導，最後發現他是個窮人，幫你只是爲了蹭你喫頓飯；一個客棧義工，在老板外出不在時，把所有親戚朋友叫來店裏待着，冒充“老板”身份去吸引女孩。

“這些東西烏托邦嗎？”在陳文看來，一個一年工作三百天的人，把他扔到任何一個不需要工作，還有陽光的地方，都是，這和一個理想的“曠野”，這與大理無關。

現在走過人民路，山雨會特意繞开。她長居上海，仍然會每年回一次大理。在她眼中，大理的變化是斷崖式的。老朋友們陸續都走了，還留在大理的只有阿南。

阿南從沒“躺平”過，十年前，她在人民路上开店，房租上漲後關店轉爲了工作室。在大理待的時間太久，她好像誰都認識，不停地和人打着招呼。

在阿南和朋友們眼中，大理的野性早已消弭。她懷念那個回不去的年代，但她冷靜地回看過去，那些自由背後有更沉重的代價，正因爲包容、多元、自由，它也變得復雜。　

阿南在酒吧參加電子樂活動，在十年前的“日食”，這樣的活動幾乎天天都有。圖/九派新聞　王怡然

“大理從來不是烏托邦。”阿南說。

“我很怕你強化大理是烏托邦的這個概念，它不是。”聊了三個小時，這句話被陳文重復了四五次。他梳着辮子，頭發有些花白，穿着拖鞋。他從2005年就來到大理，今年已經47歲，待了近20年。

陳文剛剛來到大理時，看到一位年近80歲的本地奶奶在路邊賣菜。一位扎着髒辮，穿着羽絨服和短褲，胳膊上文着溼婆和玫瑰花的外國人從奶奶面前走過，奶奶只擡頭看了一眼，平靜地低下頭繼續賣菜。

陳文想，這就是大理，無論什么人都能自由生活，被它包容。

後來，他決定留在大理，因爲這裏天氣好、物價低、不排外。古城面山背海的格局自古以來就是被推崇的“風水寶地”。不需要高昂的生活成本，一年房租5000元，而他在福州老家买的房子，只物業費一年就要4000元。

他第一次在大理去酒吧，大瓶青島賣八塊，越南咖啡賣五塊。他要了一整瓶洋酒，老板拿起進貨單去找價格。台上，有三個中國人在輪着演出，台下有幾個白族的本地人，一個德國人，兩個美國人，還有一條狗。

爲什么在那個經濟騰飛、遍地是金的時代來了大理？“覺得挺好的，就來了唄。”陳文沒有想太多。他覺得，只有“文藝青年”才能講述陽光、自由、心靈及其“背後的故事”。

他在大理不約飯、不約酒、不參加聚會，有要好的朋友。認識了兩年後，才和朋友第一次互留電話。陳文想找他，會從古城的這頭走到那頭，去敲他家的門，在家最好，不在家就下次再來。他愿意花上一年時間裝修一處院子，從村民那裏收來的窗戶框在他手下變成了一條木凳子。

“95%的時間都在無所事事。”這是他給自己的定義。

【4】現在車馬很快

12月11日的一場新聞發布會提到，2023年，大理市預計全年接待旅遊者超過9500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1300億元。

而這些外來常駐民紛紛離开，有的去了巍山、騰衝、新加坡、泰國，有的回到了城市中。

在他們的記憶中，大理吹響步入現代文明的號角，是從2015年《心花怒放》上映开始。2016年一整年，整個大理像個“大工地”，到處在修建房屋道路，物價“成倍地往上跳”。再然後，2017年，轟轟烈烈的“洱海整治”开始了。

2017年3月31日，《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告》宣布對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內暫停審批餐飲、客棧，並對現有餐飲、客棧服務業進行整治和規範。劉大壯數着房子過去，估摸着波及的有2000多家。

穆辰是這場治理風波中“受傷”的民宿老板。他2014年來到大理，第二年在洱海邊开起了民宿。紅火一時，有人曾找到他，希望能合夥开分店“二號院”。而那場持續了近兩年的治理中，民宿裏每個房間都貼上封條，不許接待客人，只留一兩間自住。最後他算下來，這間民宿幾乎賠掉他全部積蓄，30多萬。

生態廊道修起來了，水泥路面變寬了，而在谷子眼中，大理的那份原始氣息也在消逝。在洱海邊走幾步，就能遇到一組拍婚紗攝影的人，縣城旅遊團湧入古城，“本地特色”白族石板燒成了必打卡美食，可鮑捷說，白族根本沒有石板燒，是這兩年爲了遊客專門“制造”的。

大理的很多村莊都开起了民宿，2023年尤爲瘋狂。企查查數據顯示，大理2023年新注冊1985家民宿，途家民宿發布的《2023年上半年鄉村民宿發展報告》中，大理佔據創收榜首。

這些數據已經足夠亮眼，可鮑捷所在的民宿群中流傳一組非官方數據：2023年上半年，大理新增了2萬多家民宿，下半年又倒閉了一半，有些還沒裝修好，就做不下去了。僅他在的“大理的小院子”三個小區，都开起了至少千家。因爲辦手續麻煩，這些民宿很少有登記注冊在案的，“只要是個人租了棟房子，就會拿來开民宿”。

“現在站在蒼山上往下看，房子比地多。”谷子說。

2015年，35歲的他從北京一家三甲醫院辭職來到大理。那時逃離北上廣風潮正盛，他自認趕上了大理好時代的一點尾聲，古老的“文藝”氣息仍存，村裏的樓房之間有大片空地，車能一路开到蒼山頂上，村子和路破舊但原生態，是他想象的“詩與遠方”。

谷子有兩個女兒，盡管來到大理意味着放棄北京優質的教育資源，但他想得开：“現在的年輕人卷到最後都來大理躺平，我女兒從小就能在大理躺平，這不已經贏在起跑线上了嗎？”

“要么就是純粹的現代文明社會，要么就享受田園牧歌，現在的大理，像個不上不下的破縣城。”谷子認爲，城市文明的進入打破了傳統的秩序，村民素質跟不上時代發展，遊客的“入侵”，路邊都是亂停放的車輛。

鮑捷記得，剛來大理時，電動車和汽車可以隨便找個地方扔下。而現在，車停的位置不對，出來就發現，被人劃上了幾道，沒人知道是誰幹的。

“毀約”也是最常見的。前一年籤好合同，第二年發現市場價上漲，就不遵守合同，要求漲租，不同意就去家門口鬧，逼得租客沒辦法，要么妥協，要么放棄已經投入的昂貴裝修另尋他處。穆辰、鮑捷這些民宿老板，身邊都有數個朋友經歷過這種“糟心事”。

混亂無序擁抱着這座用力完成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在這裏的人都能隱隱地感到，有什么東西變了。

劉大壯剛來大理時，去村子裏辦事，都會被當地居民熱情地邀請去家裏喫飯。而現在，本地人不再那么淳樸好客，在商業行爲中不守信，頻頻毀約。

他去騰衝時，別人买12塊錢的排骨，他去买只要11塊，大骨剔掉，只留精排。老板客客氣氣地告訴他，“要不是你們從外面來，我們哪來的這么多工作機會，這么高的收入？”言語間充滿感激。

對比大理，劉大壯腦子裏那根弦“崩掉了”，於是決定離开。在網上，他有時看到一些“吐槽”大理的帖子，本地人會在下面回復：“不好你別來啊，誰讓你來的”？

大理冬櫻盛开，人們擠在樹下佔機位拍寫真。圖/九派新聞　王怡然

【5】我們如此熱愛大理

陳文如此熱愛大理。他親眼看到很多10年以後來的人，經歷了2015年後大理的巨變，覺得太商業化了，拔腿就走，還要罵上幾句“大理變了”。反而零幾年來的人不嫌棄。“如果覺得變了，就擡頭看看，藍天白雲沒變，蒼山洱海也沒變。”

他常用“10後”來稱呼後來者。在他看來，後來者的“入侵”才是大理原始的鄉野氣消失的原因。他理解在更多人口中“唯利是圖”的村民：又希望服務和設施發展的便利，又要求人在利益面前保持着原來的淳樸善良，那本來就不可能。

“我們所有那個年代來的人，對大理都充滿感激。謝謝大理，讓我們有過一段這么好的日子。”陳文說道。“說它商業化，爲什么不想想，我們就是組成商業化的部分。”

陳文也有自己的事業。他在瀘沽湖投資了民宿，在拉薩开了一家日料店。這些生意，都不在大理。這是他古怪的執拗——希望大理永遠是家，而不是賺錢的“战場”。

劉大壯2022年搬離大理。現在，他正籌劃着賣掉自己在大理最後一套房子。騰衝成了他“新的大理”，那裏有十年前大理的一切：宜居的環境，緊密的社群關系和雲南獨特的好天氣。他興致勃勃地討論着低廉的房價、物業費和生活成本，很多老朋友都搬了過去，還有人去了遠離古城的小山村，更遠點，到了泰國、新加坡，尋找下一個大理。

鮑捷是被大理“困”住的人。他的產業都在這裏，離开不再像年輕時那么輕易。此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找到另一個能去的地方。“我們這種人，回老家格格不入，去大城市又受不了，只能先留着。”

大叔和肉肉回到大理，這裏給了他們許多“死在當下都值得”的瞬間。“以前的大理我打90分，現在分數下降了，變成80分，但仍然是獨一無二的地方。”大叔說道。“除了大理，國內好像沒有我的容身之所。”

對於2023年來的“新人”們，大理的形象更加單純：它只是生活外的曠野。芋頭和奶皮在村裏租了間老房子，租金一年一萬元，又花兩萬元裝修。芋頭找了份咖啡店的工作，奶皮做起自由職業，晚上去擺攤，或和朋友小聚，生活有聲有色。美中不足的是，“世俗”的目光無法被大理隔絕。奶皮說，“我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泡沫，每次接到家裏的電話，就像一下回到現實。”在父母眼中，不在城市打拼，沒有工作的他們是“不正常”的。

更多人是大理的過客，要重新走回“軌道”上。三三預計在一月中旬離开，繼續回到城市做“老本行”咖啡師，再回來，最快也要明年下半年。小安打算最近離开，年後重新找份工作，她在大理體驗了另一種人生，也意識到自己的資歷和職場經驗，並不足以支撐自己現在做個“自由職業者”。

“00後”“10後”“20後”……每代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大理。阿南覺得，就像現在自己看人民路上喝酒唱歌的人是一群“妖魔鬼怪”一樣，自己當年喝多了，在人民路上手足足蹈的時候，更早來的那群人，看自己也會覺得很傻。

2023年，“躺平”成了大理的標籤，而在尋訪過程中，我發現用任何一個詞去定義大理都會被推翻。在大叔眼中，是從五湖四海奔向大理的人，構成了這個自由的城市。而在陳文看來，大理一直是大理，是這片土地綿延不絕的包容心，容納了形形色色的人。

爲什么是大理？每年都有人下定決心離去，也有人懷揣希望前來，從某種角度看，這和“北上廣”一樣。我們也無法爲此下定義，究竟是大理塑造了人，還是人構成了大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均爲化名）

九派新聞記者　王怡然

編輯　曾金秋

【來源：九派新聞】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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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文藝青年選擇離开大理：曾放棄北上廣來大理擺攤，對過度商業化的現狀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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