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保人接力守護千年石窟的過往與未來

敦煌研究院的三位前院長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與同事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莫高窟”牌坊。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如今已86歲高齡。

如今已過八旬的馬競馳從1961年起就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9月底的敦煌，秋風卷着細沙和寒涼的雨點撲面而來，給莫高窟帶來些許蕭瑟。

在莫高窟對面三危山上的一片簡樸肅穆的公墓前，南都、N視頻記者見到了一頭銀發、拄着拐杖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86歲高齡的她在人群中顯得矮小，但精神。

這片公墓中安葬着10多位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文物保護工作者，他們在此永遠守護着對面的莫高窟。樊錦詩帶領着敦煌研究院新一代的研究員們，在老一輩敦煌文保人墓前行三鞠躬禮，獻上手中的鮮花。

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暨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之際，新一代敦煌文保人緬懷爲敦煌文物事業奮鬥終生的先輩們，也正在用實際行動將“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开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延續下去。

日前，南都、N視頻記者對話那些與敦煌文化羈絆一生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共同追憶一代代知識分子遠赴大漠深處，接續守護敦煌石窟，讓荒蕪之地逐步成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典範的敦煌往事。

新中國成立前後 趕牛羊打圍牆爲莫高窟“开荒”

從莫高窟的大門向東，走過宕泉河，沿着戈壁山丘步行一兩分鐘，就能看到敦煌第一代守護者代表人物常書鴻的墓碑。

墓碑面對着莫高窟的標志性建築——“九層樓”，前面鑲嵌着一塊引人注目的黑色花崗巖名碑，上面鐫刻着趙樸初爲之撰寫的幾個大字——“敦煌守護神常書鴻”。

莫高窟是我國也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作爲“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曾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世’；如果真的還有來世，我還做常書鴻，還去敦煌！”遵照他的遺愿，常書鴻長眠在此，永遠守護着莫高窟。

常書鴻的兒子常嘉煌告訴南都記者，父親曾是一位留法9年的藝術家，在巴黎畫壇聲名鵲起，因塞納河畔書攤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圖錄》而爲祖國傳統藝術所傾倒，战火紛飛更讓他心系敦煌。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物資、經費和食物都極度匱乏的條件下創立，常書鴻擔任所長。當時，莫高窟已荒廢數百年，洞窟中流沙堆積，雕檐崩塌，窟前放牧牛羊。

如今，南都記者在石窟內參觀時，仍能依稀看到曾被盜賊剝離了一半的壁畫痕跡、被損毀了四肢的佛塑，以及最初因牧民和外來者在洞內生火做飯給洞窟彩繪留下的焦黑。

爲保護洞窟，常書鴻首先帶領着工作人員用夯土打圍牆、修補甬道和棧橋、清理流沙、植樹，把莫高窟400多個石窟嚴嚴實實地保護起來。保護工作初步完成後，最早的幾位研究員就开始了測繪石窟圖、洞窟編號、內容調查、壁畫臨摹等初期的研究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後，常書鴻全力招募當時藝專畢業的青年美術工作者，前往敦煌延續臨摹工作。李承仙、郭世清、劉縵雲、霍熙亮、段文傑、史葦湘等一批後來名垂敦煌史冊的工作者，紛紛加入莫高窟保護的隊伍。臨摹、維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

如今已過八旬的馬競馳，從1961年起就在研究所工作。他先後在保護組、辦公室、接待部，長期從事敦煌石窟保護、遊客講解接待和旅遊开放管理等工作，是“敦煌活字典”般的存在。

他向南都記者回憶，新中國成立後，研究機構更名爲敦煌文物研究所，受到國家重視的同時，還確立了“保護、研究、弘揚”的工作方針。

“我在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證編號是042號，也就是從1944年到1961年，我是研究所的第42名工作人員。”馬競馳用“一直樂呵呵，永遠都很滿足”向南都記者形容最早那批駐守敦煌的前輩們。

馬競馳回憶，常書鴻很愛幹淨。“但當時這裏沒有洗澡的條件，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在河灘裏躺着，河灘水流量很小，他滿身都是泥沙，躺一會兒就得起身把泥沙衝走。他看到我，也喊我來洗，說這水很好”。

“現在的人可能很難理解，那么艱苦的條件下，那些老前輩們爲什么還能每天高高興興搞研究、畫畫。”

“這可能跟他們對這些古代遺留下來的藝術遺產的感情有關，他們太喜歡這些東西了，物質都不重要了，他們精神非常充實。”馬競馳說。

上世紀50年代 從北京要台發電機爲研究所供電

退休後，馬競馳經常受邀爲各類敦煌研學課程做講座，他一直是大家眼中對敦煌文化如數家珍的“馬老師”。但是據其自述，50年前，他還只是對敦煌文化“一無所知”的年輕小夥，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跟着敦煌的老前輩們上洞子。

“壁畫像人一樣是有壽命的，用復原臨摹的方式將其保存下來，才不會讓這些珍貴的文化寶藏消失”。回憶起當年的臨摹工作，馬競馳說，當時因洞中幽暗，沒有照明器材，臨摹壁畫時，研究員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舉着油燈或蠟燭，一手執筆，照一下，畫一筆。

上世紀50年代前後，敦煌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燈。1954年，常書鴻從北京要來一台發電機，才使研究所有了供電設備。常嘉煌也向南都記者回憶，“當時發電機一天只能供電兩個小時，所以每次聽到發電機开始響了我就特別高興。因爲沒有電，研究院的人都有早睡早起的習慣，天剛亮就开始工作”。

馬競馳回憶，“當時工作要算着日出的時間，確保第一縷陽光照進洞窟前，就要完成所有准備工作。而且當時上洞子不像現在這么方便，許多洞窟需要有梯子才能爬上去，而廁所又在很遠的地方，所以我們早上不敢多喝水，不敢浪費難得的光线”。

“敦煌石窟裏有學不完的東西，我跟着那些老前輩們從一無所知到後面漸漸熟悉了解。他們是我見過的最高尚、最有事業心、最值得我尊敬的人，我甚至聽不得任何人說他們哪兒不好，跟他們一起共事的日子，現在想想都很充實。”馬競馳說。

上世紀80年代 讓敦煌學“歸故裏”，讓莫高窟“永葆青春”

對每一代敦煌文保人來說，守護和研究敦煌的使命從未改變。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段文傑從常書鴻手中接過接力棒，接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長，又於1984年擔任擴建爲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

馬競馳回憶，段文傑曾多次在員工大會上开誠布公地說：“現在必須承認這個殘酷現實，我們守着莫高窟，但外國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靜下心、埋下頭來搞研究，咬咬牙、爭口氣來改變現狀，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因此，那代敦煌文保人开始在敦煌文學的整理，歸義軍史、西北民族歷史、絲綢之路歷史等社會經濟史研究方面全面發力，奮起直追。

馬競馳回憶：“當時我住的宿舍的門，正好對着段老的後窗戶，有次我凌晨4點多起來上廁所，看到段老的房間的煤油燈還亮着，湊近窗戶一看，他是在那裏翻書呢。我私下和同事提起這事，同事說這不是什么稀罕事，史先生（史葦湘）他們都是，三四點鐘房間的窗戶就亮了。”

或許正是憑借這種不分晝夜的勤懇，這一代敦煌文保人，用豐碩的學術成果扭轉了最初“敦煌者，中國學術傷心史也”的哀嘆，讓“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回歸故裏”成爲現實。

學術期刊《敦煌研究》於1983年正式創刊，《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學大辭典》等一批學術成果也集中湧現。

與此同時，一批年輕的敦煌學者在段文傑的力推下走出國門，通過留學、訪學的形式，學習外語和國外先進的文物保護技術和理論。他們开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交流，把敦煌學研究放到中西文化交流和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研究。

1987年9月，“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在敦煌莫高窟召开。這是敦煌學發源地第一次舉辦重要學術會議。段文傑曾自豪地說，“過去80年的敦煌學研究，徘徊在歐亞之間，巴黎、倫敦、東京曾舉行多次學術討論會，發表了許多論文”，“今天我國敦煌學也蓬勃發展，欣欣向榮……80年前出走的敦煌學已經回歸故裏”。

馬競馳向南都記者感慨，“這次國際會議並非形式上的研討，我們是真正拿出了讓外國學者都心服口服的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贏得了敦煌學的話語權”。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是申遺的主要負責人。在她和新一代敦煌文保人的努力下，莫高窟在1987年成爲中國首批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遺產項目，並逐步成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全球典範。

1998年，樊錦詩被任命爲敦煌研究院院長，那年她60歲。樊錦詩任職期間，敦煌研究院形成一整套先進的數字影像拍攝、色彩矯正、數字圖片拼圖和儲存等敦煌壁畫數字化保存技術，制定文物數字化保護標准體系。“數字敦煌”項目也讓莫高窟“永葆青春”成爲可能。2014年，傾注樊錦詩十余年心血的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落成。南都記者前往莫高窟景區體驗發現，直到今天，該中心都是遊客參觀莫高窟的第一站。

新世紀新傳承“敦煌技術”用於百個全國文保工程

“好震撼！感覺就在第285窟內，還能用手柄放大看洞窟的細節，很值得體驗！”在莫高窟景區的數字敦煌沉浸展館內，專程從浙江趕來想一睹敦煌壁畫千年流韻的遊客，激動地向南都記者分享了通過VR眼鏡，身臨其境探索石窟細節的感受。

莫高窟第285窟开鑿於西魏大統年間，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確切开鑿年代的洞窟，出於預防性保護措施的要求，現已不作爲常規开放洞窟。

在新一代敦煌文保人對三維建模技術、VR虛擬現實場景等前沿技術的探索下，遊客可通過佩戴VR設備，360度觀賞壁畫並穿越到1400多年前參與壁畫故事情節。遊覽結束後，遊客還可以來到虛擬拍攝區，完成“真人+虛擬場景”視頻打卡，將回憶留存紀念。

此外，自2016年“數字敦煌”資源庫上线以來，敦煌研究院先後實現30個洞窟整窟高清圖像和全景漫遊節目全球共享，訪問用戶遍及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新一代敦煌文保人還通過國際合作項目，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等文物的數字化復原，建立流失在海外敦煌文物數字資源管理和共享平台。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工作人員介紹，目前敦煌研究院的數字化成果支撐了文物保護、考古、美術臨摹等多學科領域。

從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再到數字化研究保護，一代代敦煌文保人讓敦煌壁畫、土遺址保護等領域的理念技術達到全球領先水平。這些從敦煌走出的技術，已應用在500余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工程中。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9月27日晚，由敦煌研究院職工自編自演的文藝晚會，在莫高窟“九層樓”前上演。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院舞蹈系主任蘇瑞璇，前段時間一直忙着協助敦煌榆林窟的工作人員們，編排晚會的歌舞。

爲還原來自敦煌壁畫中的舞姿，蘇瑞璇花費大量時間對壁畫舞者的手勢、眼神、動作進行研究揣摩，在舞蹈編排中傳神地“仿效”壁畫舞姿。她曾帶着學生，在常書鴻的大女兒、敦煌藝術學者常沙娜的畫展上跳過敦煌舞，並獲得常沙娜的稱贊和指點。

如今，每個敦煌文保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傳承着敦煌文化。

旅日近40年的藝術家常嘉煌，爲實現父親常書鴻和被稱作“敦煌癡人”的母親李承仙的遺愿，在西千佛洞以西的黨河巖壁上，开鑿了新的石窟。

他計劃把中國和日本遠在隋唐時期的一些文化重新繪制成壁畫，用新的題材和手法來延續石窟藝術載體，傳給千年後代。

走在黨河石窟（敦煌現代石窟）明暗交錯的石窟甬道內，可以聽到旁邊黨河水譁譁作響。

常嘉煌告訴南都記者，未來，他除了計劃將父母留下的文獻資料捐獻給官方機構，共同進行整理研究並建立紀念館外，還將和他兒子——建築師常飛一起，將黨河石窟的項目做下去，並將實踐放置藝術品時空膠囊等創意構想，把這個時代的精神和藝術留存並傳承給下一代。

統籌：南都記者 向雪妮

主筆：南都記者 馬輝 張倩寒

本期採寫：南都記者 楊苓妍 發自甘肅敦煌

攝影：南都記者 楊苓妍(除署名外)

標題：敦煌文保人接力守護千年石窟的過往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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