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虹雷：一河兩岸心連心 同宗同源深港情

廖虹雷

航拍深圳河（羅湖段）。深圳晚報記者 寧傑文 攝

廖虹雷1982年首次赴港進行文化交流時在香港灣仔留影。

數十年來，我投身於深圳市民俗文化研究，對深港歷史文化淵源有了一定的認識，也見證深圳完成了從邊陲小鎮到國際化大都市的蛻變。深圳與香港，地理上是一衣帶水，血脈上更是同宗同源。從千年前的遷徙定居，到近現代的滄桑巨變，兩地人民始終心手相連，同舟共濟。

口述時間

2024年7月26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

本期採寫

深圳晚報記者 邱志東 實習生 李秋悅

廖虹雷

1946年生於寶安縣，1987年魯迅文學院畢業。深圳市本土文化藝術研究會原會長，廣東省民俗文化研究會第二屆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1966年开始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先後在惠陽地委文工團、寶安縣文藝輕騎隊、寶安縣文化館、羅湖區委宣傳部等單位工作。出版《深圳民俗尋蹤》《收藏深圳歲月》《深圳風物志·風土人情》《深圳民間節俗》等專著。曾獲“中國人口文化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30多個獎項；曾獲“深圳市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個人”和“廣東省優秀民間文藝家”稱號；被稱爲“深圳本土民俗文化守護者”。

壹

廖氏先祖在宋朝從中原遷至福建，再從福建遷至廣東，直到在深圳河兩岸定居下來，後裔逐漸遍布深港兩地。

從香港過來的洋貨

我在陽台山下的一個山村出生，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深圳還是一個較窮的地方，而彼時的香港已是個經濟發達的城市，那時兩地沒有關卡，人們可以翻山越嶺或者乘坐渡船前往。爲了謀生，父輩們常常挑着水果、柴草等，徒步或坐船去香港新界上水、元朗等地變賣，再採購些洋布、洋蠟燭等洋貨回來，所以深圳墟（現羅湖東門老街一帶）很早就是深港繁華貿易集散地。

到了1960年代，內地經濟困難，商品貧乏。我們這邊許多在香港有親戚的人家，會收到從香港寄來的衣服、毛巾、鞋子等生活物品，香港親屬探親時也會帶來一些油糖、面包、餅幹等食物，接濟深圳這邊的親人。

小時候，我很好奇，爲什么那么多的深圳人會有香港親屬？待到年長些，我才明白，原來200年前香港和我們同一個縣邑，一家人。比如我們深港廖姓都是同一個祖宗，800多年前從中原遷至福建，再輾轉遷至廣東，直到在深圳河兩岸定居下來，後裔逐漸遍布深港兩地。2005年，我們和香港的廖氏曾經組團赴河南尋根，確認了深、港廖氏的祖先是河南南陽市唐河縣叔安公後裔。

深港居民同宗同源

參加工作後，我對深港居民同宗同源的理解更爲深刻。2017年農歷小年，我受邀參加“長嶺耕作口”（當地村民來往香港新界“飛地”耕種而設在界河上的7個陸路通道之一）南北兩岸的香港蓮麻坑村和深圳長嶺村的新春聯歡盆菜宴。當天下午，我到了深圳河邊的長嶺村，老遠就聽見響亮的鑼鼓聲。村裏到處彩旗飄揚，100多桌盆菜席面對着“同心共築 美好家園——長嶺村迎春晚會”舞台依次排好。不少香港蓮麻坑村的村民也趕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鄉村盛會，現場熱鬧非凡。

沒過多久，農歷大年初九，我和許多長嶺村的村民又受邀參加“香港蓮麻坑村春節聯歡”盆菜宴，這次場面更加熱鬧。山村飄滿彩旗，拜年的麒麟從村頭舞到村尾，鑼鼓震天。喫盆菜宴時，我驚奇地發現兩村盆菜宴的菜式與儀式是一樣的，大盆菜都是一層層從下往上疊加蘿卜角、炸豬皮、燜腐竹、紅燒肉、炸鰻鱔、炸鮮蠔、白斬雞、燒鵝鴨、白灼蝦等。

聊天之際，我得知兩村人都姓葉，蓮麻坑村已有300多年歷史，長嶺村葉氏其實是蓮麻坑村的分支。像蓮麻坑村和長嶺村這樣深港兩地居民同宗同源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和我們廖氏一樣，香港新界的鄧氏、文氏、侯氏及彭氏也是在宋元時期從中原一路遷徙過來，經過千百年的开枝散葉，逐漸發展成爲大族。如今，這五大氏族仍聚居在九龍新界北部的數十個鄉村裏，與深圳宗親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來。

貳

港資在深圳城市化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不僅滿足了市民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更爲深圳的快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深圳村民到香港“飛地”養雞

1979年，寶安撤縣改設深圳市。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行政區域劃分爲關內（特區）和關外（非特區），我被調去關內的羅湖區委宣傳部工作。當時正是經濟特區初創年頭，改革开放在深圳進行得如火如荼，這片土地上的每個角落都是沸騰的。我們宣傳部的任務就是發現、總結幹部群衆創造出來的新經驗、新觀念，把原來抽象的理論宣傳，變成具體的生動活潑的事跡宣傳。因此，我們經常到各個先進典型所在的村落採訪，總結和宣傳特區的新生事物。

其中，羅湖區蓮塘村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他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靠發展生態農業提高了經濟收入，壯大了集體經濟。自1976年過境耕作恢復後不久，蓮塘村人就利用本村在香港新界的100多畝“飛地”（指隸屬於某一行政區管轄但地理位置不在其行政管轄區內的地塊）與香港五豐行達成合作，投資建立寶安縣（深圳建市前身）首個飼養20萬只雞的現代化養殖場。蓮塘村負責養殖，雞只由五豐行購銷，收入五五分成。

由於養殖規模大，每天都會產生很多雞糞。農民想運回來種地，因爲要報關檢疫很麻煩，運不了，但是丟掉又覺得可惜，蓮塘村人就想了個辦法——挖魚塘。用雞糞喂魚，魚養大了，還可以賣到香港賺錢。可是好景不長，雞糞太多，魚塘裏的水太肥了。蓮塘村人就又开始種菜，用魚塘裏的水澆菜，相當於施肥。長好的菜可以拿到香港市場賣，當時青菜在深圳一斤才幾毛錢，而在香港卻能賣七八元，農民們又賺了一筆。後來菜種得太多，蓮塘村人就开始辦養豬場，進口良種豬，用賣剩的蔬菜喂豬。這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些做法是生態農業、循環經濟，不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讓農民錢包鼓了起來，而且讓蓮塘村逐漸成爲一個經濟發展的典型。

隨着蓮塘村在邊境河打开“缺口”，羅芳村、漁民村、羅湖村、向西村、蔡屋圍村、黃貝嶺村等都紛紛在香港“飛地”上種菜、養魚、養雞，實行多種經營，壯大集體經濟。沿河邊境村莊有了家底，接着蓋廠房、建大廈、辦商場、开酒樓……在全國率先湧現出漁民村、羅芳村、漁農村等一批萬元戶村，老百姓的日子也越過越紅火。

“新三寶”讓農民收入翻番

沿河邊境村在香港有“飛地”，通過跨境農業實現致富，那其他沒有“飛地”的村子怎么發展經濟呢？很快，他們也看到了香港市場的其他商機，开始探索自己的致富之路。讓我至今未忘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深圳的農民依靠往香港售賣“新三寶”，即紅蟲、草蜢、禾杆草，迅速壯大集體經濟，增加個人收入。

當時，香港旺角有著名的雀仔街和金魚街。在這些成行成市的街上，成千上萬的鳥天天要喫食，數十萬尾的大小金魚日日要喂。那時還沒有專門生產鳥魚飼料的企業，即便有，也比不上天然飼料草蜢、紅蟲。鳥喫了草蜢，毛色特別漂亮，叫聲特別清脆；金魚喫了紅蟲，色澤特別光鮮，遊姿特別生猛可愛。於是，香港花鳥蟲魚供應商盯上當年沒有开發的深圳，原生態鄉村的草蜢、紅蟲、蚯蚓、禾蟲等小昆蟲多的是。這門生意由一家土產出口公司來做了，他們在全縣組織收購草蜢出口香港，不少生產隊還專門組織青年“打蜢專業隊”，至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全面开展城市建設才慢慢消失。

羅湖區布心村（現羅湖區東湖街道布心社區）則抓住了紅蟲市場，村裏組織了一支紅蟲生產專業隊，把村裏的牛屎、豬屎集中倒在十幾塊田裏，蓄水耙勻，十天半月後，田裏就長出一條條縫衣針大小的小紅蟲，然後把這些小蟲撈起洗幹淨，集中賣給土產出口公司。我當年專門採訪了布心大隊，了解到他們從118戶中抽出118人組建專業隊，闢出138畝低產田試養紅蟲，兩個月賺了1.6萬元，1980年賺了8.4萬元，到了1983年光紅蟲一項收入23.9萬元，當年人均分配從此前的200元左右升到1180元，翻了幾番。

禾稈草，農家一直視爲寶，用它可以蓋房、編草墊、燒草木灰漚肥。深圳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就由附城、南頭、西鄉、沙井和松崗公社用船運出口香港，供香港馬場喂馬。1979年沙頭角一個生產隊禾稈草賣28港元一擔，一造（收割稻谷一年分兩造）就賣得一萬多港元，每個勞力多分400多元。農民把禾稈草賣給香港，賺取外匯再進口二手車賣。當時人們打趣地說“深圳幾乎所有的邊境村民都用稻草換汽車”。“禾杆草也是寶”也成爲老一輩深圳人提倡節儉的流行語。

开辦首家深港合資餐廳

改革开放的春風，讓深圳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羅湖火車站一帶流動人口驟增，港澳同胞大量入境，周邊縣市以及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群衆也來到羅湖，喫飯問題成了當時讓人“頭痛”的事情。一方面是憑糧票买飯，港澳同胞沒有糧票，开始买不到飯，後來飯店被允許賣“高價飯”，也就是一兩白米飯多收2角錢。要知道，那時國營糧站供應的“牌價米”一斤2角4分錢，次一點的糙米才1角8分錢。买一碗3兩的白米飯雖然多花6角錢，港澳同胞總算喫上飯了。

另一方面就是餐廳很少，只有幾家國營飯店和小食店。當時廣州有家雜志刊登了深圳喫飯難的文章，記述幾間飯店“擠爆棚”的情況，說及一位外地來深圳出差的幹部在餐廳輪候了兩小時仍“米水沒打牙”。1979年，荔枝成熟季節更是人山人海，香港人在深圳街的幾家餐廳輪候至天黑仍喫不上飯，只得靠荔枝充飢。後來，凡到深圳投墟（參加集市）的港澳同胞全都自帶罐頭食品和餅幹汽水，廣州人來深圳也互相叮囑:“帶上面包幹糧沒有？”

看到這個讓人“頭痛”的現象，剛成立不久的羅湖區委班子急壞了。於是，他們准備在火車站旁邊的羅湖村拿出8畝闲地並提供20多名工人，由香港上水雙誼公司投資300萬元港幣，合資辦餐廳。然而飲食服務行業沒有合資先例，當時區領導秉着“寧可不讓我當書記，也要辦成這件事”的決心，找到市領導多次匯報溝通，終於獲得批准，新興餐廳在1979年9月16日开張營業。廣州各大報紙報道深圳新興餐廳只花個把月就從搭建到營業，確實是“深圳速度”。上了新聞的“明星”新興餐廳，不僅有熱氣騰騰的燒鵝飯、叉燒飯、老火湯和燉品等港式飯菜，還出售雪糕、汽水、奶茶等。餐廳除了從早上7點半到晚上7點半營業外，還派出“新興餐廳流動車”，在市區汽車站、深圳戲院門口等處售賣。據說，當時光是餐車一天的銷售額竟可與深圳最大的新安酒家營業額不相上下。

新興餐廳產生“蝴蝶效應”。1979年，深圳市飲食服務公司與香港妙麗集團公司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賓館——竹園賓館；1980年，香港泳明食品廠在東門老街獨資經營西餐廳；1992年，香港華潤超市在深圳开設內地第一間中外合資的連鎖超級市場——華潤超市愛華店……從茶餐廳、賓館到超市，各個領域都湧現出了敢於“第一個喫螃蟹的人”。可以說，港資在深圳城市化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不僅滿足了市民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更爲深圳的快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叄

深圳與香港同根同源、休戚與共，位於深港交界的深圳河，在歷史的光影裏靜靜流淌，見證着兩座城的交互融合。

香港作家首次訪深探春

春江水暖鴨先知。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文化人，首先感受到祖國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風，毅然“探春”而上。受市文化局委托，1980年4月20日，一大早我就和其他三位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到羅湖橋迎接香港客人。來客是劉以鬯等7位香港著名作家，他們此次訪深是想看看深圳河的北岸究竟在發生什么變化。

大家雖素未謀面，但通過作品神交已久。在羅湖橋上，我們一見如故，頗有“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感。走在最前頭的是劉以鬯老先生，也是此次訪問團的領隊。他談到自己上次來深圳，還是1948年的事了。當時他從上海途經深圳去香港，在火車上瞥見窗外的小鎮深圳，水田縱橫，低矮的房屋坐落其間。下車步行了百米路，就匆匆跨過羅湖橋出境了。

如今再次跨越羅湖橋，眼前光景早已不同。整個羅湖區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施工現場，廣深鐵路周邊的和平路、建設路都在大規模築路、打樁和挖地基建高樓大廈，道路坑坑窪窪、塵土飛揚，根本沒什么下腳的地兒。我們原本安排坐車遊覽，但香港作家們執意不肯，堅持步行前往。多次勸說無果，我們最終還是領着香港作家們，一腳深一腳淺地往東門老街走去。路上常有單車匆忙掠過，響起一串車鈴聲。

見慣了香港的高樓林立、車水馬龍，走到具有嶺南特色的東門老街，瓦屋、騎樓、土特產店鋪竟讓香港作家們頓生“回鄉”之感，倍感親切。我們帶着他們买了些蠔豉、蠔油、荔枝等土特產，才又輾轉去了深圳水庫。走進水庫旁的紅樓紀念館，我們看到了周恩來總理生前關心香港同胞、親自批示建設東深供水工程的珍貴歷史記錄，還有一些國家領導人先後在這裏留下的照片和題字。香港作家們長時間在一些老照片前駐足、觀看、思索，感動不已。我至今仍記得，劉以鬯先生當時無比感慨地說：“香港人從1965年初开始飲用的水，沒想到傾注了國家領導人這么多的心血。東江水如同血液般流淌在香港同胞身上，祖國親人和我們血濃於水！”

深港文化交流內容日益豐富

盡管劉以鬯先生一行訪問時間比較短，但就此拉开了深港文化交流的序幕。不久，香港作家曾敏之、巴桐、張詩劍等也陸續訪深，深圳的作家也去香港，兩地作家交流愈發頻繁。與此同時，深圳與香港的文化交流內容也變得更加豐富，香港新界常有足球隊、籃球隊來深圳進行體育文化交流。爲了感謝香港同胞在深圳投資的熱情，增進深港兩地居民的友誼，1985年初，我們羅湖藝術團接到了去香港演出的任務。

羅湖藝術團於1982年成立，我們通過公开招考，招到了一批在深圳工作的教師、幹部、職工，他們曾在北京、上海、廣州當過專業演員或畢業於藝術院校。工作之余，大家一起編排魔術、獨唱、舞蹈等節目，經常到深圳的工廠、學校裏演出。作爲深圳首個去往香港演出的業余藝術團體，我們在節目內容和形式的編排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比如，我們借鑑了港台通俗文化和流行器材先進的特點，籌錢买下了市裏第一架電子琴和第一個無线麥克風，創作了舞蹈《飛吧，特區》、《开拓》和樂曲《歡騰的特區》等一批有深圳特色的文藝節目。

1985年5月，羅湖藝術團首次前往香港新界演出。香港同胞在演出前一周就登報宣傳了這次演出活動，營造氣氛，演出會堂更是擺滿了香港同胞送來的花籃、錦旗。在7天的時間裏，我們一共演了8場，把深圳改革开放的新形象深深地留在了香港同胞的心裏。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深圳與香港同宗同源、休戚與共，位於深港交界的深圳河，在歷史的光影裏靜靜流淌，見證着兩座城的交互融合。未來，兩座城市將會繼續攜手書寫更加波瀾壯闊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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