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詮釋 | 板塊四人民的時尚 —— “新中國設計的誕生（1945-1959）”

來源：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發表時間：2024-04-20 16:25:35 熱度：55

導讀： 原標題：展覽詮釋 | 板塊四人民的時尚 —— “新中國設計的誕生（1945-1959）” “新中國設計的誕生（1945-1959）”正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2層A展廳展出。本次展覽以20世紀40、5...

原標題：展覽詮釋 | 板塊四人民的時尚 —— “新中國設計的誕生（1945-1959）”

“新中國設計的誕生（1945-1959）”正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2層A展廳展出。本次展覽以20世紀40、50年代中國社會的巨變爲背景，圍繞1945-1959年之間的中國設計與中國現代文明和歷史文化之間的關系，從“前進前進”“視覺革命”“積極的工業化”“人民的時尚”“民族科學大衆”五個板塊，以實物、圖像、影像和文獻等多種途徑展出作品二百余件，系統地呈現中國現代設計史發展中的這個重要階段。本次推送爲大家呈現板塊四“人民的時尚”的深度闡釋。

板塊介紹

展开全文

《四君子商標》，上海印染廠，印刷品，17.3×22.8cm，1950年代，私人收藏

《棉布復制產品樣本》，中國百貨公司上海採購供應站纖維織品分站，樣冊26.6×20cm，1955年，私人收藏

《四君子花府綢布樣》，華東紡織管理局國營上海印染廠，樣冊，16×25.9cm，1950年代，私人收藏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棉紡織業爲主體的紡織工業總產值約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意義非凡。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公私合營和經濟改組，紡織行業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並實行統購統銷、選樣定產的計劃生產管理體制。以上海爲中心，誕生了經濟、美觀、實用的花布設計與絲綢設計創新，紡織業的發展既保障了人民衣着，又通過絲綢等高檔紡織品的出口創匯爲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服裝領域，“增產節約”與“舊衣改制”是日常服裝設計生產的主題，與此同時，“美化服裝運動”與民族風格的探索也在服裝設計界和行業內部悄然興起，時裝的面貌呈現出中西混雜、新舊交融的局面，反映了中國人民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對美好生活的熱烈追求與向往。

“人民的時尚”板塊下設五個主題：1.選樣定產2.布被城鄉3.絲綢新花樣4.舊衣改制5.美化服裝

部分展品闡釋

一、上海染織工會信孚印染廠分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支部成立大會紀念特刊

《上海染織工會信孚印染廠分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支部成立大會紀念特刊》，上海染織工會信孚印染廠，刊物，13×18.7cm，1950年，私人收藏

信孚印染廠[1]是由愛國實業家周志俊於民國二十七年（1937年）五月在上海創立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其前身是青島華新紗廠印染部。在抗战期間被迫停業，並在1945抗战勝利後經營再度騰達。此後一直對黨的政策積極響應，在1954年成爲首批實行公私合營的上海企業。在1956年以後，信孚印染廠开始內遷鄭州，並於1960年後，轉歸紡織系統其他行業。

這份特刊發表於1950年5月，旨在紀念上海染織工會信孚印染廠分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支部成立大會，同時對信孚印染廠在解放前後勞資關系和上海染織工會會章草案等內容做出匯報總結，進一步表明信孚印染廠主動緊跟國家政策，投身國家黨建活動的政治覺悟。

1949年元旦，黨中央發布了《關於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號召從城市、工廠、學校、部隊及人口較集中、黨的工作基礎較好的村鎮开始普遍建立青年團。[2]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如何一步步把工人階級發展成爲社會主義的領導階級，以及如何發展工會，組建黨支部？”等一系列有關私營企業黨建、團建工作的重大問題。[3]爲建國初期的私營企業黨建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思想保障。

此背景下，一大批工廠緊跟形勢任務，建立起工會與黨團支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信孚印染廠在生產得以恢復後建立工會，並於1949年11月23日舉行首批青年團宣誓典禮。該刊正是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紀念。

刊物封面在畫面底部對五星紅旗元素進行使用，象徵黨組織對於人民領導的新時代背景，其近景是井然有序地前行的工人，踏着康莊大道朝着遠景中冒着白煙的工廠邁進，而中景則是工人們在廠裏紡織工作的場景。可見，上海經濟經歷了從蕭條困境向復蘇新生的轉變，一大批民營企業得以恢復生產，社會對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日益高漲。

（文/謝書旖）

二、《佩雲絨线繡花法》

《佩雲絨线繡花法》，國營上海紡織廠，張佩雲主編，書籍，18.3×12.7cm，1950年，私人收藏

抵羊牌毛线樣本，天津市公私合營東亞毛麻紡織廠，樣冊，17.2×10.3cm，20世紀50年代，私人收藏

絨线在約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傳入中國，最早僅用於扎發，故又名毛頭繩。後來外商爲推銷絨线，便向國內傳授簡易的絨线編結技術，但基本沒有花式花樣。1935年，沈萊舟开設的“恆源祥絨线號”爲推銷絨线，不僅邀請上海灘的演藝明星前來試穿，還推出买絨线贈編結書的活動，並請坐堂師傅設計絨线編結繡花的新花樣，向买絨线的顧客傳授毛衣編結技巧。[4]其中就包括了馮秋萍、黃培英、鮑國芳，並稱絨线編結設計三大家。

最早教授結絨线的大多是一些雜志，如，《婦人畫報》上刊登的絨线衫圖片，會在邊欄說明，鼓勵讀者來函詢問絨线衫的編織方法，只需要剪下絨线衫圖片放入信封中，貼足郵票寫清地址，就可收到教學信函。[5]後來，絨线花樣編織能手不僅出版編結繡花技法，還創辦編結社向毛线商店或團體學校授課，諸如馮秋萍的“良友編結社”，[6]以及本展品中提及的張佩雲與“永安編結社”。

1945年，延安魯藝集體創作五幕歌劇《白毛女》，由於生動詮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切中時代心理，受到了熱烈追捧。1950年東北電影制片廠將其攝制成故事片廣泛傳播，轟動全國，“白毛女”成爲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形象。以一根紅頭繩爲线索，毛紡商從白毛女故事的流行中嗅得商機，一時間出現了各種白毛女牌的商品，其中就包括了國營上海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出品白毛女牌各支汗衫與網眼圓領衫，國營上海紡織廠出品白毛女牌粗細絨线、衛生衫、棉毛衫等，[7]同時還在隨贈的絨线編結繡花手冊中插入白毛女牌的廣告，提升影響力。

絨线編結繡花既經濟實用、保暖性好，又輕便美觀、易於儲存，還具備量身定做單件生產的自主性，女士們在做家務之余，聚在一起，每人捧一只絨线活，互相參看參看花樣、針法，甚至是將時興外國電影中的服裝用絨线復制出來，絨线編結繡花成爲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環。

（文/黃心儀）

三、《大花樣本》

大花樣本，上海紡織品採購供應站，樣冊，53.5×38cm，1955年，私人收藏

上海紡織商業在解放前基本上爲外國資本、官僚資本和投機商所控制，上海解放後，紡織品商業的所有制由計劃購銷逐步代替自由貿易，採購供應業務有了很大的發展。1949年6月國營上海市貿易總公司（籌備處）成立，組織物資支援前线，打擊投機，穩定市場，並通過向工廠辦理訂貨，收購棉紡織廠部分紗、布，使工廠恢復开工。同年9月上海市花紗布公司成立，接辦了上海市貿易總公司的紗布購銷業務，並組織原棉供應，扶持生產，調節市場紗布供需。1950年3月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以後，上海市花紗布公司改組爲中國花紗布公司華東區公司。1951年1月，國家實行棉紗統購後，公、私營棉紡廠生產的棉紗和自織的棉布一律由國營花紗布公司實行統購，使棉紗的生產、分配、銷售全部納入了國家計劃軌道。1953年4月，華東區公司劃出對上海市內的供應業務，另成立了中國花紗布公司上海市公司，以加強對所屬業務機構經營活動的管理。6月，華東區公司改組爲中國花紗布公司上海採購供應站。

1954年9月，國家對棉布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統購統銷），規定所有工廠生產的棉布不得自行出售，私營批發商不得經營棉布批發和販運，對工業生產用布和公共用布規定了核售辦法，對全國居民實行了憑票定量供應等。從此棉布的購銷業務也全部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工商關系發生了變化，將加工形式改爲購銷形式，但棉紗和棉布的統購統銷政策不變。紡織品商業體制和經營範圍幾經變更後，中國花紗布公司上海採購供應站於1958年2月改名爲上海紡織品採購供應站，上海紡織品的採購、供應業務，統一由其經營。該站是直屬商業部中國紡織品公司的一級站，負責按國家計劃組織上海地區紡織品的採購和接收進口，並向全國各地調撥供應。[8]

這套《大花樣本》出自上海紡織品供應站，全冊共38張花布樣本，在貼有布樣的卡紙下方印刷布樣編號、類型名稱及生產時間，用鉛筆寫有“同豐”“信孚”“巨人”等生產廠家及生產次數的字樣，對研究該時期相關紡織印染廠的花布風格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樣冊中的花布底色以大紅、藏青、暗綠爲主，以花鳥、果蔬爲印花紋樣，使用的顏色大多爲高飽和度的純色，色塊之間基本沒有渲染與過渡，色彩鮮豔醒目。在東北地區，冬季比其他地區更爲漫長壓抑，並且滿族人口較多，以大紅大綠爲主要配色的花布正巧符合了滿族習俗中所認爲驅邪避兇的用色，因此這一樣式的花布在東北地區尤爲受歡迎，在約定俗成中被稱爲“東北大花布”，實際上這類花布在全國都有分布，審美上的影響也覆蓋全國。

（文/黃心儀）

四、《新品種——慶祝建國十周年樣本》（上集、中集）

《新品種——慶祝建國十周年樣本（上集）》內頁，中國絲綢公司上海分公司，23×30.3cm，1959年，私人收藏

這套《新品種——慶祝建國十周年樣本》由中國絲綢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品，選用200只品種花色，上集收錄了江浙的服裝用綢，且在江蘇產品中增列刺繡綢緞；中集收錄了上海的服裝用綢、絨類織物、裝飾用綢、工業用綢以及浙江的裝飾用綢；下集則是上海的絲綢印和漿印的印花綢樣。

1952年，上海絲綢科學技術研究所(絲研所) 成立，下設織造、紋樣、意象、練染、印花、服務和印花圖案設計等組，主要有兩大職能，一是設計花色品種，包括印花圖案、織花小樣、品種規格，以及組織試制生產等，二是傳承絲綢技術，培養設計人才。[9]絲研所既聚集了新中國成立前各廠及流散在社會上的老藝人，包括樓紫朗、蔡作意、任湘鎔、吳錦琛、王耿雄、王東森、袁紹枚、張堃毅等，又引進了美術院校染織專業的畢業生，如費定英、陳小培、榮梅芳等青年設計師，通過對八省二市設計人員的輪流培訓及多所院校師生的實習輔導，培養了新中國圖案設計人員的骨幹力量。[10]

建國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絲綢設計生產流程逐漸全面化、規模化。新產品的設計生產一共分成兩個過程：擬定生產方案過程與生產工藝過程。擬定生產方案即紋制設計，包括設計小樣、意匠放大、軋雕花板三道工序；生產工藝即組織實踐，包括准備經緯絲线、織造、着色、檢驗四道工序。《新品種》中的每款綢樣就是根據圖案、意匠、組織的分工進行設計。

《新品種》中的新品綢緞有很多創新亮點：345號產品爲純用人造纖維織造的高花絨，組織結構獨到；377-386號產品是在素機織物上進行的組織設計，花紋細膩，具有國際水平；387號產品利用織造組織呈現凹凸，且受壓不易變形；江蘇產品中刺繡和綢鍛的結合，使花樣富麗堂皇、鮮豔生動；上海產品中的430號產品在不同顏色的雙層紗上挖花、下層加拋花，花型自然而有層次；459號產品提花絲絨由機器成功生產，大大提升了過去的手工生產的效率。

（文/許夢伊、黃心儀）

五、和平鴿紋樣絲綢被面

和平鴿紋樣絲綢被面，中國浙江省絲綢進出口公司，織物，144×212cm，1962-1965年，私人收藏

爲統管全國繭絲綢購銷和進出口業務，在1953年，中國蠶絲公司改組爲中國絲綢公司。同年，中國蠶絲公司浙江分公司也改名爲“中國絲綢公司華東區公司浙江分公司”，1955年又更名爲“中國絲綢公司浙江省公司”，執行中國絲綢公司在1954年確定的總方針：發展生產，保證需要，產銷制密切結合，有計劃地積極發展繭絲綢生產。大力組織貨源，加強土絲、土綢市場的管理，保證對蘇新國家按期交貨，擴大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合理調整蠶繭收購價格，改善經營管理，健全組織機構，加強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61年，外貿部決定將原由中國雜品出口公司經營的紡織品部分同中國絲綢公司合並，改稱爲“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在這一背景下，1962年2月，中國絲綢公司浙江省公司改名爲“中國浙江省絲綢進出口公司”，1965年8月更名爲“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浙江絲綢分公司”，[11]也就是這塊絲綢被面的邊緣所標字樣。由此可以斷定，這塊和平鴿紋樣的絲綢被面應爲1962-1965年的產品。雖然這塊被面爲六十年代生產，但和平鴿的題材和圖案的組織樣式都是對五十年代經典絲綢設計方式的延續。

從紋樣上看，包括了寫實菊花、博古紋與和平鴿等圖案，主要爲傳統題材，呈現出民族化的傾向，延續了五十年代社銷紡織品的設計特點。[12]尤其是被面中心的和平鴿圖案，圍繞成一圈的工筆翔鴿與於非闇《慶祝亞太和平會議的勝利》宣傳畫中所繪和平鴿正好是鏡像相同的，處於最中心的和平鴿紋樣正是1950年11月畢加索爲紀念在華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會所繪制的和平鴿，且與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發行的紀24《保衛世界和平（第三組）》上的圖案相同，表達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美好心愿。

（文/黃心儀）

六、《舊衣改新裝》

《舊衣改新裝》封面及內頁，上海市服裝公司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書籍，25.9×18.6cm，1957年，私人收藏

1957年，毛澤東提出了“勤儉建國”的方針，倡導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在穿衣問題上，爲了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打算，提出有舊的，就少买或不买新的；有破的，就盡量修整再用。由此，引發了五十年代服裝領域的增產節約運動，在這一過程中，舊衣改制是重要的節約手段，並形成一種特殊的服裝生產風貌。

所謂舊衣改制，一方面指將平日已經用舊、穿舊的衣服進行再利用，另一層意義則是將舊時代的服裝通過樣式改造來融入新時代的集體視覺。長衫、旗袍是民國時期的流行服裝，到新中國時期顯然已經不再適用，但爲了避免浪費，這時期一些書籍教人們直接在原服裝上打版裁片，改造成新的服裝，如長衫改制成女士連衣裙、西裝改制爲青年服等，既節省了用料，又不必擔心身份立場問題。

國家除了提倡舊衣改制以外，還積極宣傳和推廣省布的服裝樣式。這件展品就是1957年上海市服裝公司舉辦的節約用料展覽會圖冊，會上以“舊衣改新裝”爲主題的，各方進行了技術交流，並將成果出版，讓老百姓也能在家自行改舊衣換新裝。

（文/許夢伊、黃心儀）

七、《服莊》

《服莊》封面及內頁，上海市服裝公司，書籍，25.5×35.5cm，1958年，私人收藏

1955年，中國掀起了一場關於改變單調着裝現狀的大討論，進而演變成爲全國性自上而下的美化服裝運動，以新式服裝展覽會、座談會和刊登新式服裝樣式等表現形式展开，其意圖爲探索具有新中國特色的現代服裝。

在服裝運動中，服裝公司出版的服裝樣本是重要的傳播媒介。其中，《服莊》是1958年3月由上海市服裝公司編繪出版、上海徐勝記印刷廠[13]制版印刷的時式服裝樣本。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服莊》的出集是爲了滿足人民在穿着上經濟、實用、美觀的需要，共設計輯錄了180種式樣，包括旗袍、短襖裙、連衣裙、大衣、男裝、童裝等11種類型。樣本採用手繪呈現服裝正背面上身效果，每件服裝對應一段樣式剪裁與適穿場合的文字說明。尤其在“省料的新裝”部分附有服裝裁剪制圖的鋪料圖縮樣，說明了該冊樣本密切滿足大衆日常裁制新衣的需要，並反映了當時發生在服裝領域的舊衣改制與增產節約運動狀況。《服莊》中的設計大量運用傳統樣式和裝飾元素，也吸收西式服裝的剪裁優點，改良爲適宜生產勞動又樸實大方的造型，反映出美化服裝運動的持續影響。

《服莊》這類服裝樣本的出版工作是上海市服裝公司經常的任務，上海市服裝公司成立於1956年，產品主要供出口，同時爲豐富國內市場，美化人民生活，擴大了內銷生產，產品供應本市和國內各商業部門。[14]同時，上海市服裝公司也會舉辦節約用料展覽會，促進技術交流，並將成果出版[15]，成爲服裝運動的重要風向標。

（文/黃心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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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信孚印染廠：創始人爲周志俊，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1937年）將青島華新紗廠印染部在上海改組而成信孚印染廠。（資料來源於信信孚印染廠概況[J].中華國貨產銷協會每周匯報,1948,(第10期).）1949年5月上海解放，信孚印染企業得到人民政府扶植。

[2]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M]. 新華書店, 1949.08，第5頁

[3] 劉偉. 建國初期私營企業黨建研究（1949-1956）[D].曲阜師範大學,2014.第6頁

[4] 韓凝春. 商道循之.中華老字號輯錄[M]. 2016

[5] 現在沒人結絨线了［EB/OL］.（2021-11-19）[2024-01-10].https://mp.weixin.qq.com/s/YO5AyLrjpFkLaOL8txjK1Q

[6] 董水淼.海派編結史料鉤沉馮秋萍編結著作考略[J].上海工藝美術,2016,(02):24-27.

[7] 張競瓊，孫揚驊著. 浮世衣潮之廣告卷[M]. 2007

[8]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經濟》編輯部編. 上海經濟（1949-1982）[M]. 1983，第545-548頁。

[9] 絲綢產品的設計師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品種設計人員，多由紋制工轉化而來，接受的是學徒式的訓練，部分是絲綢專業的畢業生，對絲綢原料和工藝非常熟悉，擅長織物外觀質地和內在性能的設計；二是花樣設計人員，分提花和印花兩部分，設計風格有一定區別，提花設計以繼承傳統爲主，圖案有一定程式，以浙江最爲出色；印花設計起步較晚，紋樣風格要洋派一些，以上海居領先地位。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高素質的設計人員創作了大批優美的絲綢品種和紋樣。

[10] 孫俐,張磊.上海外銷印花綢設計成功轉型之探因(1949—1976)[J].絲綢,2014,51(03):54-59.

[11] 王莊穆，區秋明主編. 新中國絲綢大事記 1949-1988[M]. 北京：紡織工業出版社, 1992.03.

[12] “當時我國銷往蘇新國家的絲綢紋樣設計總體上存在很大的自主性，在保證和便於生產的前提下，可以偏重我國的審美習慣和設計傳統有的放矢的進行創作，從而在設計中表現出民族化的傾向，大量傳統題材經過篩選和創作後重新呈現出來，濃鬱的民族風格彌漫整個50年代。”溫潤.二十世紀中國絲綢紋樣研究[D].蘇州大學,2011.

[13] 上海徐勝記印刷廠的前身爲徐勝蘭在1909年創辦的徐勝記石印局，1922年其繼子徐聚良接辦並改名爲徐勝記印刷廠。1954年上海畫片出版社成立後，徐勝記的出版業務並入該社（後改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徐聚良調任該社副經理，發行業務劃歸新華書店。1956 年1月，徐勝記印刷廠被批准爲公私合營，由徐端文任廠長。1964年，徐勝記改名爲上海市美術印刷廠。嚴祖興;徐端文;徐志放.篳路藍縷漫旅如歌——上海市美術印刷廠百年發展之路[J].印刷雜志,2009,(10):70-72.

[14] 《中國百科年鑑》編輯部上海市服裝研究所編. 上海服裝年鑑 1985[M]. 1985.P10

[15] 上海市服裝公司編. 舊衣改新裝[M]. 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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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設計的誕生

（1945-1959）

展覽時間：2024年3月20日-4月21日

展覽地點：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2層A展廳

主編 / 何一沙

責編 / 吳靖

編輯 / 李璐

資料整理 / 許夢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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