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爲何頒給她？專家解讀：相關研究成果將激勵社會聚焦性別公平等問題

每經記者：張懷水 每經編輯：陳旭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新鮮出爐——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成爲歷史上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

北京時間10月9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戈爾丁，以表彰她在女性勞動力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10月9日，在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現場，屏幕上顯示獎項得主戈爾丁的照片 新華社發（魏學超攝）

瑞典皇家科學院當天發表聲明說，戈爾丁發現了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的關鍵驅動因素，她的研究成果“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聲明稱，戈爾丁首次全面介紹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原因以及依然存在的性別差距的主要根源。戈爾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在整個時期內並沒有呈現上升趨勢，而是形成“U”形曲线。

戈爾丁的研究成果爲何會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的青睞？她的理論對於人類社會的進步和全球經濟發展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女性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對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又有怎樣的參考價值？

帶着這一系列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進行了專訪。

張燕生 圖片來源：受訪者

其研究成果激勵社會從強調效率轉向重視公平

NBD：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哈佛大學教授戈爾丁，您認爲她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體現出哪些價值？

張燕生：從大的背景來講，1980年开始至今的40多年裏，全球範圍內無論是經濟、學術還是政治領域，一個比較明顯的發展脈絡是從“華盛頓共識”走向“新華盛頓共識”；從“先讓少數人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從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到新結構主義；從全球化轉向後全球化的時代轉變。

上個世紀80年代，無論是裏根經濟學、撒切爾主義、新增長理論，還是出口導向工業化战略、改革开放還是新發展經濟學，在全球經濟學領域掀起了一場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各國政府和監管部門普遍傾向於從直接幹預轉向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出現了基於新自由主義理論爲拉美和東歐轉軌國家改革开出藥方的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中國也進入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改革开放時期。同時，發展中和轉型中國家也开始轉向市場化改革和外向型發展階段。

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爲拐點，人們認識到一個基本事實，即社會公平被嚴重忽視。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开始轉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美國提出了所謂的新華盛頓共識，即批判市場總是對的、增長總是對的等假設以及涓滴政策。全球性不公平矛盾，如性別公平、城鄉公平、社會公平、區域公平、福利公平等問題引起經濟學界的重視。對婦女、留守兒童、勞動力、城鎮化等領域的研究價值不斷提升，意義得到凸顯。

今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戈爾丁，頒給一個強調把女性放在平等位置上的經濟學家，說明學界正形成一個共識：發展要從過度強調效率轉向更加重視公平，這是人類社會對過去40年經濟實踐的一個反思。

NBD：戈爾丁是歷史上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她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就？

張燕生：戈爾丁2021年出版了一本新書，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叫《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該書從經濟史的角度研究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

百年前，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面對事業和家庭的選擇往往是二擇一，如今她們有了更多選擇。但職場性別不平等、家庭夫妻不公平等現象依然存在。而且女性往往“被期望”應該照顧子女和年邁的父母。

改革开放後的中國，夫妻不公平和性別不平等現象也普遍存在，導致追求事業的“剩女”劇增與生育率陡降並存。所以，戈爾丁的研究將激發全球各界更加重視公平這樣一種思潮。

從個人層面來看，戈爾丁無疑十分優秀，她是哈佛大學經濟系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終身教授，還曾出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美國經濟學聯合會副會長、美國經濟學會前主席。

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正向反饋作用

NBD：提到性別歧視，在過去似乎更爲嚴重。那么在社會不斷進步的背景下，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爲何頒給了一位研究女性就業與性別歧視的專家？

張燕生：從世界百年變局歷程來看，性別、膚色、種族等歧視和不公平現象總是通過抗爭而得以改善，但這是一個曲折前行的過程。即便在今天，女性在職場招聘中仍可能被詢問是否結婚、何時生育等歧視性問題，在家庭組合中仍可能被詢問是否會做飯洗衣、教育孩子。這本身就是對女性婚姻權和生育權的一種歧視。

戈爾丁研究成果是客觀中性的，但社會評價是漂移的。比如在超級全球化時代，人們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效率始終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逆全球化時代，國內公平和安全韌性佔據了首要位置。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美國從華盛頓共識走向新華盛頓共識，發展經濟學從全球化發展到逆全球化發展，這就是一種反思。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歷程中也更加強調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

所以，無論是性別、家庭、種族還是城鎮化的研究，都是爲了更好地加深對市場與政府、效率與公平、綠色與數字等問題的認識，由此解釋了戈爾丁的研究領域看似非主流而進入主流的原因之一。

NBD：戈爾丁的研究成果對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燕生：戈爾丁從經濟史的角度研究婦女事業與家庭，追求性別公平的百年歷程，對我國追求性別公平將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比如消除生育歧視、就業歧視，追求家庭責任公平，促進解決二元經濟並軌、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等，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重大課題。

我認爲戈爾丁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經濟學界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導向，消除性別歧視和促進城鄉公平、社會公平、區域公平等問題已成爲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這對中國學術界以及相關理論和政策，都會產生非常好的正向反饋。

在學界，探討性別、婦女的公平問題往往被認爲是非主流議題，實際上，這不僅是世界前沿理論和實踐問題，而且是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議題。對勞動力市場歧視、性別歧視、家庭責任歧視等問題的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尤其隨着戈爾丁的研究成果被諾獎所認可，我們希望這成爲一個好的开端。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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