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兩年後的歐洲（上）：援烏乏力，不光是因爲“差錢”

時至今日，俄烏衝突爆發已有兩年之久。在此期間，歐洲一直深處該衝突的旋渦中。它經歷了最初針對俄羅斯的震驚和憤怒，到中間不遺余力地支持烏克蘭，再到如今應對乏力，走到需進行策略乃至战略調整的關鍵階段。值此之際，本文嘗試全面檢視目前該衝突給歐洲帶來的挑战；繼續援助烏克蘭所面臨的巨大困難；更大層面上看，歐洲在處理該衝突上所犯下的战略性錯誤；以及從有益於歐洲及國際社會的角度看，它未來所應採取的重大措施。

俄烏衝突給歐洲帶來無盡的迷茫

2022年俄烏衝突的爆發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歐洲固有战略發展方面都產生了明顯且持久的影響，幾乎對歐洲各領域產生了負面衝擊。

第一，歐俄安全平衡被打破，歐洲所受安全威脅急劇上升。

俄烏衝突爆發前，歐洲在北約核武庫和美國在歐軍事力量的保護下享受所謂持久的和平。然而，俄烏衝突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歐洲自我陶醉的幻想，甚至警示歐洲並沒有擺脫有關安全詛咒的宿命，即其脆弱的和平只是兩次殘酷战爭的間歇期。由於長期麻痹於自我吹噓的“持久和平”的想象中，在突如其來的安全威脅之下，歐洲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手段加以應對，長期忽視的防務一體化進程很難在此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衝突爆發後不得不依賴於北約及其背後的主宰者美國。隨着衝突期間的北約擴大及其對烏克蘭的支持，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敵意不斷上升，歐洲國家作爲北約成員的多數來源，也意味着俄歐之間在安全領域敵意的上升。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9日，烏克蘭哈爾科夫州，烏克蘭國民警衛隊士兵在射擊場進行战術訓練，模擬攻擊行動。本文圖片均爲視覺中國 圖

第二，固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被有意中斷。

俄烏衝突爆發後，作爲應激式反應，在歐盟主導下，歐洲各國（除少數國家外）團結一致支持對俄羅斯的全面和精准制裁，一波接一波。時至今日已經啓動了13輪制裁措施，給俄羅斯的金融、外交、外貿、國內投資和科技發展等各方面造成諸多損害。

然而，制裁俄羅斯實際上也在經濟領域反噬自身。尤其爲了降低俄羅斯的战爭能力，也爲了規避所謂歐盟在能源領域的風險，在大約有一半能源依賴於俄羅斯的背景下，歐盟實行對俄能源硬脫鉤，主動拒絕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此番能源硬脫鉤加劇了衝突爆發前業已存在的能源緊張局勢，使歐洲制造業領域的成本急劇上升，或制造業產能不足，不僅使經濟通脹高居不下，也導致整個經濟形勢急劇惡化。作爲歐洲經濟領頭羊的德國變成了“歐洲病夫”。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1日，德國盧布明，“北溪1號”天然氣管道的天然氣接收壓縮站。

無獨有偶。受俄烏衝突的刺激，歐盟莫名擔憂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這已經並將嚴重損害中歐經貿互利關系，並傷害整個國際經濟局面，對歐洲經濟更是有害無利。

至此，在俄烏衝突的背景和刺激下，歐洲一改過去長期與俄羅斯建立能源夥伴關系，與中國建立貿易和投資關系，並由此維持歐洲繁榮的對外經濟發展模式被主動拋棄。這將對歐洲經濟意味着什么還有待觀察，至少目前來看，歐洲並沒有找到一條更好地替代此前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的途徑。

第三，歐洲一體化進程失去战略方向。

俄烏衝突發生前，歐洲在一體化進程方面沒有遭遇大的挑战。盡管之前受到恐怖主義、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持續衝擊，但整體上朝着深化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在擴大方面也是按部就班推進。然而，俄烏衝突爆發後，固有的一體化進程幾乎被擱置，安全關切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俄烏衝突的處理成爲對外關系的首要議題。在此情勢下，原本成爲歐盟內部談判桌上的最重要議題，諸如移民、財政聯盟或銀行業聯盟、綠色發展和防務自主等，都被降到相對次要的地位。不緊不慢的擴大進程也突然加速，在衝突爆發後不顧“哥本哈根標准”（歐盟用於規範入盟的基本條件）的權威，基於地緣政治目的而將烏克蘭、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納入（臨時）候選國行列。

面對日益緊迫的地緣政治議題，在各成員國利益和觀念間衝突日益凸顯的情勢下，歐盟推動解決相關問題的能力日益捉襟見肘，在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推動下不得已構建了一個“歐洲政治共同體”，然而這一“清談館”似乎不能解決任何有意義的政治問題；德國則面對成員國之間在重大政治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提出改革歐盟決策機制；與此同時，“德法軸心”作爲歐洲一體化的固有發動機在兩國不太和諧的關系下也無法發揮更多作用。

凡此種種，歐洲一體化進程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到底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經濟一體化還是地緣政治力量建構優先？加速但沒有質量的擴大還是有質量但緩慢的擴大？德國主導的一體化還是法國主導的一體化？“勻速的”歐洲還是“多速的”歐洲？對這些問題，歐洲人沒有統一答案，甚至都不愿意正面回答。

第四，加劇內部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勢力的上升。

俄烏衝突之前，歐洲就已經成爲全球民粹主義力量發展壯大的大本營之一，俄烏衝突進一步刺激歐洲的民粹主義及保守主義勢力崛起，這將改變歐洲的整個意識形態取向和政治生態。

俄烏衝突的爆發使人們對安全的關注急劇上升，而且它所加劇的歐洲經濟的下行也使歐洲百姓對傳統政黨的執政理念和方法感到強烈不滿。在此背景下，那些強調本土安全（包括治安），尤其是反對移民和強調西方傳統價值和宗教觀的極右翼政黨獲得了更多選民的支持。我們可以看到俄烏衝突後包括法國國民聯盟、意大利兄弟黨、德國選擇黨和丹麥的自由黨等在各自國家變得不可忽略，要么佔據國家議會重要地位，要么已上台執政，要么在地方議會中舉足輕重。

俄烏衝突後極右翼政黨的進一步崛起對歐洲的影響將是全面和深刻的，它正在侵蝕战後左翼力量在歐洲苦心孤詣所推廣开來的進步主義意識形態，而極右翼政黨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再造和保守主義思潮將會讓許多歐洲人不再秉持左翼的樂觀主義，從而改變或腐蝕整個歐洲政壇的固有面貌和社會觀念，其中一個後果就是當前的歐洲人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意識形態的盲區或觀念衝突之中。回到過去還是走向未知的未來，這對歐洲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抉擇。

援助烏克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對曠日持久的衝突，歐洲沒有做太多思考，本能地認爲應該支持烏克蘭並擊敗俄羅斯，這不僅是出於對來自俄羅斯進一步安全威脅的恐懼，也出於所謂捍衛自由主義的決心。如今，隨着烏克蘭在战場上部分地失去優勢，提升對烏援助成爲歐洲對外核心議題之一。然而，強烈的援烏需求和實際的援烏能力與條件之間存在越來越大的差距。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第一，歐洲有限的援烏資金。

歐洲國家的國防开支主要投資於北約，但即使如此，衝突前的多數國家都沒有在預算上達到北約所要求的預算佔年度GDP的2%的條件，衝突後一些成員國努力實現了這一目標，但卻已經沒有多余資金用於對烏援助。

目前歐洲國家用於對烏援助的主要共同工具是“歐洲和平基金”（EPF），該基金本意用於支持世界範圍內的對外和平行動（如維和行動和打擊恐怖主義等）。俄烏衝突爆發後，該基金5年內預算中的多半已被用於對烏援助。除了歐盟層面的援助，各國根據自身能力進行支援，其中最大的援助方是德國，其次是中東歐一些國家以及法國等。此外，一些國家和烏克蘭籤署了長期的軍事援助協定，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方式強化援助能力。

即使如此，在如今烏克蘭亟需更多援助的背景下，歐洲國家的援助能力值得懷疑。一是，在經濟整體下行背景下，歐洲各國的國帑收入在下降，難以同時滿足北約預算要求、增進歐盟國防自主能力和增加對烏軍事援助的多重能力。二是，爲了社會團結，有限的政府开支將不得不首先維持福利系統的正常運轉，包括滿足特定群體的固有補貼需求。三是，歐洲的對烏援助純粹是消耗，幾乎不帶來任何利潤，這和美國援烏情況不同。美國有發達的“軍工復合體”，其對烏軍援資金的大部分依然落入了美國公司的腰包。因此，長期對烏輸血意味着歐洲的長期失血，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方式。總之，沒有充裕的資金，歐洲對烏援助就會大打折扣，除非歐洲豁出去，大幅壓縮有關公衆福利、綠色轉型和其他領域的开支，然而這一可能性較小。

第二，不同成員國的立場差異及制度限制。

歐洲各國在援烏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立場差異。匈牙利一直不太愿意歐盟就援烏增加額外的預算；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希望增加援烏力度，指責法國等在援烏方面太保守，也指責德國在提供進攻性武器方面過於謹慎；斯洛伐克等一些國家對於援烏也不太積極；法國在受到衆多指責後突然倡議歐洲國家對烏提供地面部隊，但應者寥寥；塞爾維亞等部分非歐盟國家不愿意制裁俄羅斯以支援烏克蘭……可以看出，歐洲各國在援烏問題上，尤其是援烏的力度與方式上並不存在基本共識，這顯然會大大降低歐洲形成統一的援烏方案及有力度的援烏行動。

另外，制度和法律層面的要求也束縛歐洲能夠快速獲得援烏能力。歐盟的對外軍事援助需要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的指導和參與，然而該政策屬於政府間主義的政策範疇，它意味着要通過統一的對烏軍援需基於內部全體一致（consensus）的投票機制，在成員國立場差異較大的情況下，通過一項強有力的對外援助是相當困難的。北約則基於“共同防御”條款，歐洲成員國要向烏克蘭提供更先進的進攻性武器或直接參與對俄軍事行動很可能會觸發北約和俄羅斯的直接衝突，這並非目前北約所樂見。因此，在歐盟和北約的制度限制下，歐洲國家提升援烏行動的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美國的不確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歐洲持續實施對烏援助的信心來自於跨大西洋關系的牢固性，只有美國持續對烏軍援才能確保歐洲國家對烏援助方面的底氣，否則，歐洲將會降低甚至喪失對烏軍援的信心。事實上，從目前整體援助情況來看，美國的對烏軍援相當於甚至超過了整個歐洲國家的對烏軍援額度，這表明如果沒有美國的軍援，歐洲軍援獨木難支。

然而，隨着美國大選的來臨，未來美國對烏援助方案將如何調整尚未可知。基於目前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過往做法及目前的選舉論調，以及他選情看好，歐洲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需面對一個不太愿意支援烏克蘭的美國政府。即使特朗普沒能當選，但美國國會基本已被共和黨所把持，作爲具有孤立主義傾向的共和黨可能會將盡快結束俄烏衝突而不是加速對烏援助作爲應對俄烏衝突的战略目標。

總之，作爲援烏主力的美國存在着降低或斷絕援烏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對歐洲未來的援烏信心將產生致命打擊。

第四，烏克蘭的弱點。

援助需要與效率相結合，歐洲的對烏援助如果總是被低效所對衝，那么援烏行動就會受到打擊。在這一點上，歐洲的援助對象烏克蘭具有兩個致命的弱點，而這在战略上影響歐洲的援烏效果。

第一，澤連斯基政府內部的腐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歐洲的援助能力。盡管沒有直接明顯的證據表明烏克蘭軍人和行政序列文官侵吞歐洲的援助資金和物資已成爲一個嚴重問題，但揭發出來的一些政府和軍隊內部的腐敗終究會在宏觀上降低歐洲援助的效果。

第二，可能是最爲重要的是，烏克蘭的战爭沒有被視作一場嚴格的衛國战爭，歐洲的援助也不是主要爲了恢復烏克蘭的主權尊嚴，而是爲了捍衛所謂“自由”，盡管恢復烏克蘭主權是捍衛“自由”的副產品或條件之一，但不是直接或終極目標。這其中有重大區分，歐洲可以宣稱烏克蘭的士兵在爲“自由”和整個“自由世界”而战，但這種意識形態目標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流動性，因爲俄羅斯也可以宣稱爲了從“納粹”手中“解放”受苦的民衆而战，或爲了抵制西方霸權獲取自身的“自由”而战。

離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宣稱基於其他特定意識形態的軍事行動往往難以爲軍人提供充分的作战動力，就像美國大兵在越战期間困惑於反對共產主義和恢復“自由主義”的對越战爭。烏克蘭方面盡管有充足的衛國性質，但這沒有成爲歐洲及烏克蘭方面的最重要的合法依據。這種局面——一定程度上源自烏克蘭確實在國家屬性方面有特殊性——讓烏克蘭在抵制俄羅斯方面缺乏最爲持久和深沉的民族主義動力，這終究也會給歐洲的援烏行動帶來不利影響。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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